他们朝她开了六枪。 直到第六枪，她才倒下。因为行刑前，特务让她跪下，她死活不肯。

他们朝她开了六枪。 直到第六枪，她才倒下。因为行刑前，特务让她跪下，她死活不肯。 就这么一个硬骨头的女人，你知道她之前是干嘛的吗？ 宁波城里，百年绸缎庄的朱家大小姐。穿苏绣旗袍，用银质餐具，三十岁之前，她活成了我们现在所有人朋友圈里最羡慕的样子。 可她偏偏看到了同胞在街上要饭，看到了山河破碎。 然后，她就把家底全捐了，把命也搭了进去。 这个让特务都觉得棘手的女人，名叫朱枫，1905年出生在宁波镇海的商贾世家。那会儿的朱家有多风光？绸缎庄的伙计能从街头排到巷尾，家里的红木家具能映出人影，连给她梳头的丫鬟都得先净手三遍。她穿的旗袍，领口袖口绣的都是江南的缠枝莲，针脚细得能数清每一根丝线；用的银质餐具，每次饭后都有专人擦拭，亮得能当镜子用。 按说这样的大小姐，这辈子该是在花园里赏花、在书房里看书，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朱枫偏不，她总爱偷偷溜出家门，去看巷口那个卖唱的瞎子，去听码头工人哼的苦调子。有一次，她看到一个老婆婆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在绸缎庄门口跪了半天，只求一块碎布裹身子。那天她回府后，把自己房里的绫罗绸缎全抱了出来，还跟父亲吵了一架，说“家里的布堆得发霉，外面的人却冻得发抖，这不对”。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改变的，是1937年的冬天。日军的飞机炸平了宁波的半边城，她亲眼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废墟里找妈妈，看到曾经繁华的街道变成一片焦土。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首饰盒翻了个底朝天，金条、翡翠镯子、珍珠项链，一股脑儿全交给了抗日救亡组织。她对组织的人说：“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换几发子弹、几件棉衣，比戴在我身上强。” 从那以后，朱枫再也不是那个只穿苏绣旗袍的大小姐了。她穿粗布褂子，揣着情报穿梭在日军的封锁线里；她学开车、学发电报，手指磨出了茧子也不吭声。有一次为了送一份重要情报，她假装成走亲戚的农妇，在山里走了两天两夜，脚底板磨出了血泡，饿了就啃两口凉红薯。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笑着说：“当年穿旗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精致；现在能为国家做事，我才觉得自己活得踏实。” 1950年，朱枫接受任务前往台湾，不幸被捕。特务们以为她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只要动动刑就会招供，可没想到，她宁死不屈。审讯室里的鞭子抽在她身上，她没哼一声；烙铁烫在她胳膊上，她只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想从我嘴里套出东西，没门”。行刑那天，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特务让她跪下，她挺直了腰杆说：“我为国家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跪不得！” 六枪，每一枪都打在她的身上，却没打垮她的骨气。这个曾经连走路都怕踩疼蚂蚁的大小姐，到最后都没向敌人低一下头。我们总说岁月静好，可别忘了，正是无数像朱枫这样的人，把自己的锦衣玉食换成了枪林弹雨，把自己的安稳人生换成了家国大义，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太平日子。 现在再提起朱枫，有人会说她傻，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当，偏要去冒风险。可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傻。她清楚地知道，比起个人的安逸，国家的安危、同胞的死活更重要。她捐出的不只是家底，更是一颗滚烫的爱国心；她牺牲的不只是生命，更是用自己的热血，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