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长宁，女子在骑行道上正常骑行，突然路边窜出一孩子，女子刹车不急，与孩子发生碰撞，女子摔倒，身上多处骨折。随后交警介入，认为孩子主责，女子次要责任。然而女孩家长、骑行者各执一词，都不认可，选择诉讼解决。 事发当天，袁女士与骑友们一起，在外环步道的骑行道上悠闲骑行。外环步道上的骑行道本应是为骑行者提供安全通行的专用道路，但在一个丁字形的路段，一名小朋友突然从旁边的步道跑入骑行道。袁女士看到孩子的出现，紧张的心情立刻升起，但她并未减速，而是选择绕过小孩继续骑行。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孩子看到她快速接近，突然转身往回跑，试图回到父母身边。袁女士的反应速度显然没有预料到孩子的突然动作，最终撞上了孩子。 事故发生得极为迅速，袁女士和孩子同时摔倒，袁女士重重地摔在地上，肩胛骨和锁骨都受到了骨折的伤害，身体疼痛让她难以忍受。而孩子虽也受了一些轻伤，但并没有如袁女士一样严重。两人被紧急送往医院，袁女士接受了治疗后，仍需长时间康复。问题的焦点在于，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开始成为双方无法妥协的争议点。 袁女士认为，自己骑行道上骑行完全符合规定，而孩子在骑行道上突如其来的出现，并且在自己接近时突然反身奔跑，完全打乱了她的预判和反应时间，才导致了这一碰撞事故。她认为，孩子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父母也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应该为这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而另一方面，孩子的父母则表示，袁女士作为骑行者，明知骑行道上有行人，理应减速行驶，尤其是看到孩子在前方跑动时，她没有及时反应，反而继续加速绕行，才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他们认为袁女士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交警在接到事故报告后，进行了现场调查和责任认定，认定小孩的父母应为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袁女士则为次要责任。交警认为，尽管袁女士在骑行时有一定的过错，未能及时减速，但小孩的突然出现和转身回跑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孩子的父母未能充分看护孩子，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然而，袁女士和小孩的家长对于这一判定结果均不满意，纷纷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重新审理责任归属问题。 从法律角度来看，责任的划分并不简单。首先，行人和骑行者在公共道路上应当相互遵守规则，这一点在本案中尤为重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的规定，骑行者应当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时保持合理车速，避免与行人发生冲突。袁女士在看到孩子跑入骑行道后，并没有立即减速，反而试图绕过孩子继续前行，这种行为显然存在一定过错，未能充分考虑到儿童行为的不确定性，也未能在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及时做出反应。 然而，孩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负有高度的看护责任，尤其是在公共区域，父母应当确保孩子的安全。在本案中，监控显示孩子在跑到骑行道上时，并未受到父母的有效看护，这一点也构成了父母的疏忽。因此，父母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来保护孩子的安全，这一点同样需要被考虑在内。 另外，道路管理方的责任也不容忽视。根据《民法典》第723条，公共设施的管理者应当确保设施的安全性，并对使用者的安全承担一定的保障责任。虽然袁女士骑行道上超速行驶是过错之一，但绿道管理方在设置骑行道时，未能合理区分行人与骑行者的空间，也没有设置明确的限速警示，可能存在一定的管理失误。在事故发生后，管理方也已经将骑行道限速降低至15公里/小时，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骑行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管理方的责任不可忽视。 最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各方的责任，做出了如下判决：小孩及其父母承担44%的责任，袁女士承担36%的责任，绿道管理方承担20%的责任。法院认为，尽管袁女士在骑行时超速行驶并未减速，但小孩在骑行道上的行为和其父母未尽到的监护责任，也是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而绿道管理方未能合理设置安全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故的发生。 这一案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骑行道安全管理的漏洞，也提醒了我们在享受公共设施时，应当保持理性与安全意识。骑行者、行人以及管理方都应履行各自的安全责任，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此外，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应该加强对孩子的看护，避免因疏忽导致的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