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鸿章调为直隶总督，他大哥李瀚章接任。哥俩刚一碰面，幕僚们便赶过来，要请两人喝酒。众人来到黄鹤楼，却犯了难。 这首席，到底谁来坐？ 按官场的规矩，新任总督是主，卸任总督是客。那自然该哥哥李瀚章坐首席。可按家族的规矩，李瀚章是兄长，理应居上。但谁都知道，李鸿章虽然是弟弟，却是整个李家的顶梁柱，名满天下，圣眷正浓。 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含金量，可比湖广总督高多了。让声望和实权都远超哥哥的李鸿章坐次席，在场的人谁敢这么安排？ 李家兄弟俩倒是客气，互相谦让着，脸上都挂着笑，但那气氛，就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微妙。这一个小小的座位，背后牵扯的可是官场、家族、权势和人情，复杂得很。 其实，要看懂李家，就不能只盯着李鸿章一个人。他那个大哥李瀚章，是个被严重低估的角色。 想当年，哥俩都跟着曾国藩混。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笔杆子，负责写奏折、搞谋划。而李瀚章，早早就进了曾国藩的幕府，干的是什么？后勤总管。湘军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军饷粮草，都得从他手里过。可以说，没有李瀚章这个“财神爷”在后面撑着，李鸿章在前线也未必能那么顺利。 这哥俩的性格，也完全是两个路子。李鸿章大开大合，敢赌敢干，喜欢用新人，搞洋务运动，建北洋水师，玩的都是心跳。而李瀚章就稳健多了，他为官的哲学就一个字：钱。他深知，官场上，没钱寸步难行。所以他在地方上，最看重的就是厘金税收，想方设法充实地方财政。当然，他自己的腰包也从来没瘪过。 更有意思的是，李瀚章的这个“经济细胞”，还遗传给了后代。他的二儿子李经楚，是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他的外孙孙多森，是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你看看，这爷儿仨，几乎掌控了近代中国的金融命脉。 这可不是巧合，背后是李瀚章从小对子孙的商业熏陶。他侄女对儿子的家训说得更明白：“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争名于朝，那是李鸿章的路子；争利于市，这才是李瀚章的精髓。 一个家族能出这么两个厉害角色，一个主政，一个主财，简直是绝配。可话说回来，他们哪来的这个家底呢？这就要说到他们的爹，李文安。 李文安这个人，小时候有点“笨”，读书不开窍，快四十岁了才考中进士。他考中的那一年，有个“同年”，叫曾国藩。后来，李文安在北京当了十八年的官，虽然官不大，但他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投资：让自己的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都拜在了曾国藩的门下。这一下，直接给儿子们找到了当时最大的一棵政治靠山。 当然，李家真正的基石，还要数他们的母亲李氏。她本是被人遗弃在雪地的女婴，脸上还因为天花留下了麻子。后来被李鸿章的曾祖父捡回家收养。因为长相和一双没裹的小脚，一直嫁不出去。最后，就嫁给了同样有些“笨拙”的李文安。 可就是这位李老太太，她用一辈子的隐忍和勤劳，硬是把一个贫寒之家，撑成了一个簪缨世族。 她一个人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读书，自己省吃俭用，供出了六个儿子。 李家后来发达了，李鸿章和李瀚章都当了总督。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1870年那次“换防”。李鸿章调走，李瀚章接任，总督衙门换了主人，但后院的老太太压根就没动窝。这事儿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人们都说：“人家老李家是总督换防，老太太不换防。” 慈禧太后听说了，也觉得这是孝道的典范，对李家更是高看一眼。 一个家族的兴盛，靠的不仅仅是几个男人的打拼，背后往往还有一张看不见的网，那就是联姻。李家在这方面，更是玩到了极致。 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嫁给了谁？张佩纶。这位张佩纶，是晚清有名的“清流”，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刚从流放地回来，穷得叮当响。李鸿章却偏偏把女儿嫁给了他，图的就是他的才华和名声。这门亲事当时还被人写成对联嘲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刻薄是刻薄了点，但也说明了这门婚事在当时多么引人注目。而这对夫妻的孙女，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张爱玲。 李家的子孙，更是将这种联姻策略发扬光大。李鸿章的孙女，嫁给了“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杨圻；李蕴章的孙女，嫁给了沈从文的岳父。通过这张联姻的大网，李家与晚清的政治、文化、经济圈子，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过头去看黄鹤楼上那场酒宴的“难题”，你可能就明白了。那不仅仅是谁坐首席的问题，那其实是整个李氏家族权力达到顶峰后，如何自处的一个缩影。 哥哥精于理财，为家族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弟弟长于权术，为家族撑起了坚不可摧的保护伞。 但盛极必衰，这是谁也逃不过的规律。李鸿章晚年，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背上了沉重的骂名。翁同龢等人处处与他为难，停发北洋水师军饷，背后也有着早年其兄长被李鸿章上奏折弹劾的私怨。而李家到了第三代，子孙们坐享富贵，渐渐远离了书本和奋斗，家族也开始走向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