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昌浩的警卫员被马家军发现，但敌人看了一眼，就让他走。谁知，一个叛徒却说：“他是徐向前的参谋，快抓起来！” 那句“他是徐向前的参谋”的尖叫，瞬间将康海生和战友赵家仕推向生死边缘。这场偶然的背叛，揭开了西路军将士在绝境中展现的忠诚与智慧。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残余部队在祁连山红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回延安汇报，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 这个决策背后是残酷的现实，西路军从两万余人锐减至不足千人，弹药告罄，伤员累累。 选择轻装简从的路线实属无奈，马家军控制着河西走廊要道，大部队行动必然暴露。 康海生作为陈昌浩的警卫员，深知此行凶险。他出发前将唯一的手枪埋入戈壁，因为空枪反而会成为招致盘查的祸端。 康海生与赵家仕假扮成乞丐，抹黑的脸庞、破烂的衣衫、佝偻的姿态，甚至故意摔破讨饭碗制造悲情。 马家军骑兵最初放过他们，但叛徒王狗子却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不过，他记错了人，将陈昌浩的警卫员认作徐向前的参谋，总指挥的参谋显然比政委的警卫员更具情报价值。 康海生被押送至马元海指挥部时，敏锐利用了这个身份错位。 他深知，若承认真实身份会暴露陈昌浩行踪，于是顺势扮演起“低价值俘虏”的角色。 马元海是马步芳的表兄，他总是用“油锅威胁”，再以“千元赏金”作为诱惑，而康海生的应对堪称典范。 他先用河南方言强化伙夫身份，再以“十多天未生火”切断与指挥部的关联，最后用对银元的贪婪表演消解对方疑心。 这种反应力远超一个20岁青年应有的沉稳。 在被审讯时，他还发现审讯官有河南口音，于是立即谎称在陕西参军，巧妙规避了“处决早期参军者”的潜规则。 这种机变源于西路军特殊的政治工作经验：部队长期在多方言区作战，培养了指战员敏锐的地域认知能力。 被囚期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逃生关键。康海生结识的马家军河南籍炮兵副营长，原是孙殿英旧部，因同乡情谊暗中相助。 马家军重用河州同乡，外来降将常受排挤。康海生通过喂马工作获得有限自由，又从士兵闲聊中获知“四川籍俘虏可活命”的信息，据此调整自救策略。 他与赵家仕的暗中配合，二人假装互不相识，却用眼神交流传递逃跑计划。 这种沉默的默契，折射出西路军人特有的坚韧，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仍保持着组织性。 康海生趁抬担架赴西宁之机，选择在玉米地茂密的八月出逃，昼伏夜出沿湟水东行。 沿途牧民冒险提供糌粑和羊皮袄，这些曾经被西路军政策保护的少数民族群众，用行动回报了当年的仁义之师。 兰州郊外，守城马家军盘查时，一位曾被红军救治的老中医佯称其为侄儿，助其过关。这种军民鱼水情，与叛徒的出卖形成鲜明对比。 当康海生踉跄闯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时，他携带的不仅是个人求生经历，更是西路军精神不灭的证明。 康海生从警卫员到俘虏，从伙夫到马夫，最终回归革命队伍。 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时，这段经历成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当代学者在甘肃省档案馆发现康海生1938年写给组织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敌营百日，更知信仰之珍贵。” 这种从苦难中升华的信念，或许正是革命火种能够燎原的深层原因。 在祁连山脚下的康乐草原，当地裕固族老人至今传唱着“小红鬼骗过马胡子”的民歌。歌中的“小红鬼”正是康海生，而“马胡子”指马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