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又要割韭菜了：苹果8条产线从中国搬到印度后，印度拿出1961年法律，说苹果不能只交印度的税，而且全球营业额的总税收… 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当下，越南河内的工厂正忙着调试iPhone零件生产线，印尼雅加达的港口堆满待组装的电子元件，而印度金奈的苹果代工厂外，却因一份税务文件弥漫着焦虑。 印度税务部门依据1961年颁布的《所得税法》，要求苹果为其租给富士康、塔塔的生产设备单独缴税。 更将全球范围内与印度业务相关的iPhone利润纳入计税范围，初步核算的税款金额突破十亿美元，这让不少正在评估印度市场的外资企业停下了脚步。 很少有企业像苹果这样，在印度市场经历如此剧烈的政策落差。 2020年苹果决定在班加罗尔建厂时，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承诺的“五年内土地使用税减免”还写在合作协议里，中央政府也明确表示“前三年企业所得税全免”。 可到了2024年，不仅这些优惠政策未明确续期，反而被要求按全球营业额补税。 更棘手的是，印度地方与中央在税务执行上存在明显分歧：卡纳塔克邦认为苹果已符合地方税收优惠条件，而印度财政部却坚持按联邦税法执行，这种政策协调矛盾让苹果的税务申报陷入两难。 回溯苹果的印度投资之路，每一步决策都带着对“成本优化”的期待，却屡屡遭遇未预料的隐性成本。 2017年首次进入印度时，苹果选择与纬创合作组装iPhoneSE，是为规避印度当时20%的电子产品进口关税。 可实际运营中发现，印度本地劳工的技能培训成本比预期高30%，且因劳工法规限制，工厂排班灵活性远不如中国郑州。 2020年决定投建8条产线时，苹果测算土地补贴能覆盖30%的厂房建设成本，却忽略了印度复杂的审批流程。 从环境评估到电力接入，手续办理耗时比越南多出4个月，直接导致产线投产时间延迟，错过iPhone13的销售旺季。 印度此次征税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长期政策逻辑的延续。 除了广为人知的沃达丰案例，2019年新加坡星展银行在印度设立科技研发中心时，也被要求按“全球研发收入的15%”缴纳税款，依据同样是1961年税法中“与印度业务相关收入”的模糊条款。 星展银行最终选择缩减在印研发规模，将部分团队转移至马来西亚吉隆坡。 更近期的2023年，韩国三星虽因自有工厂模式暂避税务纠纷，却面临印度政府“本地采购率需达60%”的新要求。 而印度本土供应商仅能满足35%的零件需求，迫使三星从中国紧急调配摄像头模组，额外增加12%的物流成本。 从产业链数据来看，印度与其他制造业承接国的差距正在拉大。 苹果在印度的14家核心供应商中，11家为外资企业，且均集中在低端组装环节，像iPhone屏幕所需的超薄玻璃、精密铰链等核心部件，仍需从中国深圳、中国台湾进口，仅物流运输成本就比中国本土生产高8%。 对比越南，其已培育出3家能供应iPhone中框的本土企业，且越南政府为外资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从工厂注册到投产平均仅需45天。 更关键的是，越南2024年推出的“制造业投资退税计划”明确规定，外资企业只要本地采购率达标，即可享受最高10%的增值税返还，政策透明度远高于印度。 苹果的代工厂正承受着双重压力。 富士康在金奈的工厂已投入超30亿美元采购设备，按印度新税务要求，这些设备需按“残值的25%”每年缴税，而同类设备在中国苏州的工厂仅需按“折旧值的10%”计税。 塔塔集团更因税务问题暂停了新产线的建设，其负责人透露，若按印度现行税法执行，工厂的投资回报周期将从原本的5年延长至8年，这已超出集团的风险承受范围。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印度市场的吸引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复杂。 一方面，印度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仍在，2023年iPhone在印销量同比增长22%，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市场之一。 目前已有3家计划进入印度的电子企业将部分产能转向泰国，其中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我们宁愿承担泰国5%的更高税率，也不愿面对印度税法的频繁变动。” 印度若想真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选项，需要解决的不仅是税务计算方式的问题，更是政策稳定性与产业链配套的双重挑战。 当越南已能实现iPhone零件90%本地采购，当印尼为外资提供明确的十年税收规划，印度若仍依赖60多年前的旧税法调整外资成本，恐怕会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中，逐渐失去原本握在手中的机会。 那么到最后，你们怎么看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