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徐志摩的葬礼上，陆小曼坚持要将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有人小声告诉她说：“她来过了，不让换。”陆小曼抖着唇想再说什么，可终究没说出来。 咱得先搞明白，陆小曼为什么非要换西装？ 这事发生在1932年5月，徐志摩在1931年11月飞机失事，已经过去了足足半年。在上海的公祭日上，陆小曼看着灵柩里的丈夫，彻底崩溃了。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丝袍寿衣。在陆小曼眼里，这太陌生了。 她要的是她记忆里的那个徐志摩。是那个穿着笔挺西装、风度翩翩的诗人；是那个在舞会上领着她跳舞、在月下为她念诗的“摩”。那身黑丝袍，像一个冰冷的符号，提醒她，她的爱人已经彻底成了“故人”。 说白了，陆小曼是个活在极致浪漫里的人。她的爱是浓烈的、是占有的。她无法接受一个“中式”的、“传统”的徐志摩走向死亡。她坚持换上西装，是想用这种方式抓住最后一丝她熟悉的感觉。她要让徐志摩以她最爱的样子离开。 在她的逻辑里，这要求合情合理。她是遗孀，她有权决定丈夫的最后体面。 可她忘了，她面对的，是张幼仪。 就在陆小曼坚持要“亲自动手”换衣服，场面快失控时，张幼仪的朋友赶紧给她打了通电话，吼着让她必须来一趟。 张幼仪本人压根没打算出席。她不想见陆小曼。但一听这事，她还是穿着黑旗袍赶到了。 她只看了一眼灵柩，就明白了。晚年她在回忆录里提过当时的心情，翻译过来就是：她觉得恶心。 这种“恶心”，不是对陆小曼，而是对“折腾遗体”这件事。 咱得知道个史实：徐志摩是飞机失事，撞山死的。遗体受损极其严重，是经过了缝合处理的。而且，这都过去半年了，遗体是经过防腐保存的。 张幼仪是个极其务实的人。她想的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在张幼仪看来，陆小曼的“浪漫”要求，简直就是对死者最后的“折磨”。让一个破碎并保存了半年的遗体，再经历一次“换装”，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当朋友问她怎么办时，张幼仪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她甚至都没进那个房间，没和陆小曼当面对质。她知道，她不需要。 最有意思的，就是传话人那句：“她来过了，不让换。” 陆小曼一听，嘴唇抖了抖，最后没敢再闹。为什么？ 这一刻，陆小曼悲哀地发现，她才是徐家实际上的女主人。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从头到尾就没认过陆小曼这个儿媳。他嫌她败家，嫌她抽鸦片，嫌她让儿子“性情浮躁”。在徐家二老眼里，那个“乡下的土包子”张幼仪，才是他们唯一的儿媳。 徐志摩的母亲去世时，张幼仪已经离婚多年，却还是被徐家请回去，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丧葬事宜。 这次徐志摩的后事，更是张幼仪派自己的八弟张禹九和儿子徐积锴去收的尸。那副形状像树干一样的中式寿板，也是张幼仪弟弟操办的。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庇护。 她背负着“克夫”和“败家”的骂名。所有人都把徐志摩的死，归结到了她的挥霍无度上。要不是她花钱如流水，徐志摩至于为了省钱，去搭乘那架免费的邮政飞机吗？ 陆小曼在葬礼上，是悲痛，也是孤立无援。她连最后一点“任性”的资格都没有。她想为丈夫换件衣服，都得看那个她丈夫当年拼命抛弃的女人的脸色。 她没说出来的话，是她的委屈，也是她地位的尴尬。 这件“寿衣之争”，活脱脱展现了两个女人对徐志摩截然不同的爱。 陆小曼的爱，是烈火。她要的是爱情本身，是激情，是浪漫。她爱的是“她的摩”。所以徐志摩死了，她也要他维持着“她的摩”的样子。 这种爱很炙热，也很自私。她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没想过遗体的实际情况。 而张幼仪的爱，是大地。她被抛弃，却活成了徐家最坚实的后盾。她的爱，是责任，是成全，是体面。 她不爱徐志摩这个人吗？未必。她为徐志摩守着父母，养大孩子。她晚年还说：“他才35岁，那么年轻，又那么有才气，哎！”这里面有惋惜，有复杂的情感。 但她更懂“尊重”。她要守护的，是“徐志摩”这个人的最后尊严，是徐家的体面。 所以你看后来的结局： 陆小曼守着徐志摩的遗像，和翁瑞午同居了三十多年。卧室里挂着徐志摩的遗像，这是她纪念爱情的方式。她也想整理徐志摩的文稿，但困难重重，终未做成。 而张幼仪，这个被徐志摩嘲讽的女人，转身投入商海，成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开了“云裳”时装公司。她把徐志摩的儿子培养成才，给徐家父母养老送终。 最后，还是张幼仪，主持编辑出版了最全版本的《徐志摩全集》。 一个保留了他的画像，一个保留了他的灵魂。 陆小曼赢了徐志摩生前的爱，却在葬礼上输掉了最后的体面。张幼仪输掉了婚姻，却在徐志摩死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徐志摩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