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这回中国头一次明说：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占制高点” 要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得先看看过去中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领域的重点。早几年，经济转型的核心是 “用技术升级产业”，比如传统制造业引入工业机器人，服务业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领域大规模建设光伏电站、风电项目。 那时候的科技投资，更多流向了能快速落地、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技术，像华为的 5G 基站建设、比亚迪的电池生产线，都是 “应用驱动” 的典型案例。 王丹在论坛上特意提到，2019-2023 年，中国科技投资中应用技术占比超过 65%，基础研究占比不足 10%，这种结构虽然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业升级，但也面临 “卡脖子” 风险 —— 比如芯片制造的光刻机、高端轴承的材料配方，这些依赖基础研究的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产业的短板。 而现在的变化，从政策表述和资金流向就能清晰看到。今年 9 月，《国家科技发展 “十四五” 规划中期评估报告》里明确提出，要在 “量子信息、脑科学、核聚变、生命科学、新材料” 五大基础领域 “建立全球领先优势”，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级规划中用 “领先优势” 替代以往的 “追赶超越” 表述。 更关键的是资金投入，2025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预算达到 1800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45%，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从 6.3% 提升到 9.8%，而且这笔钱的使用方式也变了 —— 不再要求 “短期出成果”，而是允许科研团队开展 “非定向探索研究”，比如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核聚变团队，拿到了 5 年度考核产出的专项经费，就是为了让科研人员能沉下心攻克 “人造太阳” 的核心难题。 这种转变在具体领域已经有了实际动作。量子信息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今年建成了全球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 “京沪干线” 升级版，实现了量子密钥分发速率的 10 倍提升，还在合肥建立了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三号” 的研发中心，目标是 2026 年实现 “量子计算优越性” 的进一步突破。 脑科学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启动了 “人类脑图谱计划”，联合国内外 200 多家科研机构，用高精度成像技术绘制人类大脑神经元连接图谱，目前已经完成了猕猴大脑的全尺度图谱绘制，这对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王丹在论坛上还提到一个细节：现在中国的基础研究不再局限于 “单点突破”，而是强调 “体系化布局”。 比如在新材料领域，中国不仅在研发高温合金、超导材料等具体材料，还建立了 “材料基因工程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拟材料的原子结构、性能，缩短新材料研发周期 —— 以往研发一种高端航空发动机叶片材料需要 10-15 年，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时间能压缩到 3-5 年。 这种 “平台化、体系化” 的研究模式，正是抢占基础研究制高点的关键，因为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不是靠单个团队，而是靠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 外界对这种转变的反应也很积极。欧洲物理学会今年发布的《全球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在量子信息、核聚变两个领域的科研产出和引用率跃居全球第一，在脑科学领域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而且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也需要周期，目前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中，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占比超过 70%，如何培养本土的顶尖科研人才，避免 “人才断层”，也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教育部今年启动了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2.0”，在北大、清华、中科大等 20 所高校设立 “基础学科特区”，实行 “导师组制” 和 “弹性学分制”，让学生能更早参与科研项目。 财政部还设立了 “基础研究人才专项基金”，对在基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科研团队给予最高 5000 万元的奖励，而且奖励资金可以由团队自主支配，用于改善科研条件、培养青年人才。 王丹在论坛结尾总结时说，中国从 “应用驱动” 转向 “基础引领”，不仅是为了应对 “卡脖子” 问题，更是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 毕竟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已经从 “谁能更快应用技术” 变成 “谁能掌握基础研究的制高点”，谁能在量子、脑科学、核聚变这些领域取得突破，谁就能主导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而中国现在的布局，正是在为未来 10-20 年的科技竞争 “打基础”，这种转变虽然短期内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远比单纯的产业升级更重大。 信息来源：国家科技发展 “十四五” 规划中期评估报告，中国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