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中东对抗以色列的希望，寄托在了埃及这个历史上的老对手身上，因为伊朗的实际表现令人失望。 中东局势近两年持续动荡不安，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反复升级，让不少观察者感到不安。此前人们期待的伊朗“抵抗轴心”未能有效牵制以色列，效果差强人意。2024年4月，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空袭，使伊斯法罕和塔布里兹地区遭受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安全受到威胁。哈马斯在加沙的抵抗力量，在补给中断后面临巨大压力，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也因后勤受限而减弱。2025年6月，以色列的进一步行动导致伊朗天然气供应中断，埃及为此启动应急预案。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看似庞大，实战中却显得协调不力，资金不足，这让一些人认为伊朗已无法主导区域局势。失望之下，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着力点，埃及自然成为焦点。 对于埃及，人们普遍认为它具备挑战以色列的潜力，毕竟其在历史上的军事参与度最高。尤其是在近期的加沙冲突中，埃及积极斡旋，2025年其外长与伊朗通话协调停火，并主持了多场调解峰会，这让外界浮想联翩：扶持埃及出面，或许是更可靠的选择。 追溯历史，埃及确实长期扮演着阿拉伯阵营的核心角色。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埃及率先出兵，在巴勒斯坦沿海与以色列部队交火，其兵力在阿拉伯联军中占据重要比例。尽管首次交锋以失败告终，但埃及的战略地位已被确立。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埃及总统纳赛尔推动运河国有化，遭到英法以的联合打击。埃及军队在运河前线抵抗激烈，虽然战败，但纳赛尔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声望，更重要的是，在美苏干预下埃及保住了运河的控制权。1967年的六日战争对埃及是沉重打击，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空袭摧毁了埃及空军，西奈半岛失守，埃及损失惨重，暴露了装备落后的短板。 转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埃及吸取教训，联合叙利亚在赎罪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埃及军队利用高压水炮冲破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沙堤，坦克集群突破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初期进展迅速。虽然最终未能完全获胜，但埃及收复了部分失地，萨达特总统随后转向外交，促成了1979年戴维营协议的签订，和平换来了巨额美援。埃及在四场主要战争中的表现，使其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无可争议的主力。这种历史经验，加上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现阶段对抗以色列的选择之一。 然而，这种期望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在实际对抗中，面对以色列铁穹和箭式系统的拦截，效果并不理想，这确实是事实。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使得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受限。同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长期分歧，使得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的行动并不热心，埃及自然也不愿轻易被卷入。于是，转向埃及似乎成为一种必然，毕竟埃及军队规模庞大，并且在加沙问题上持续扮演调解角色。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埃及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冷战时期，埃及高度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但1972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萨达特将苏联军事顾问驱逐，转而与美国深化关系。如今，埃及军队的现代化装备和年度军事援助，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支持，前提是维持区域稳定，不能主动挑起冲突。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动荡，以及穆兄会上台后的内乱，使埃及军方将重心完全放在了国内稳定和经济恢复上。塞西政府面对的是高失业率和严峻的经济挑战，军队的主要精力需要投入到内部治理中去。 因此期望埃及重拾以往的强硬姿态，去正面挑战以色列，这与它目前的国家战略定位是相悖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误判吗？埃及的国情决定了它必须走和平发展和经济修复的道路，其军事力量的部署和装备更新，也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目标展开的。难道埃及会为了一个代理人冲突，而牺牲自己来之不易的和平与援助吗？这似乎不太可能。 说到底，中东的局势复杂难测，无论是伊朗还是埃及，它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和历史包袱，谁也无法轻易成为他人的棋子。 所以，当前形势下，谁能真正打破现有的僵局，这还真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