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

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她在北京合上眼，八十八岁。 街头巷尾很快飘起一桩传闻，说她临终只吐出两个字。听着有戏，也容易勾人心火。 可把账本摊开，能落在纸上的，都是她早早写好的东西：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致党中央那封信，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抄订的第一份遗嘱，十一月五日补上的第二份遗嘱。 《人民日报》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二日还把第一份全文登了出来。一个把房子、骨灰、工资、书籍、照片都打点得明明白白的人，不会把要紧事丢给一声含糊的耳语。 她的安排一句比一句硬。 遗体要解剖再火化，骨灰不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所住房舍和当年与周恩来同住的房子归国家，交公使用，不许搞故居，不许搞纪念。 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这一辈，不准借着感情和关系走门子，一切按组织原则来。 她还点名举例，强调多年没替任何亲戚打过招呼。病情若到无救，不抢救。未用完的工资全额上交党费。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交共青团组织，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 个人文件、往来信札、讲话、谈话录音，连同两人的全部照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清理。能交公的遗物交公，衣物杂件分给一起干活的同志和一部分亲属留念。 还有一条，公布这些，就当讣告。 这些条目像钉子，钉在她一辈子的规矩上：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不给组织添半点麻烦。 搞清她的心气儿，得把目光往前推。 一九一九年，风声鹤唳的北方，周恩来从日本回天津，街上有两拨学生队伍各行其是，男生一边，女生一边。 九月二日从北京请愿返津的火车上，他和同伴掰扯着怎么把人心拧到一处。 九月十六日，觉悟社在南马路草厂庵的学联办公室立起来，男女平等，社员一律抽号取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叫“逸号”，周恩来是五号“伍豪”，张若名三十六号“衫陆”。 那会儿讲究清名声，社里又立了规矩，男女社员不许谈恋爱，算是给自己加了一道紧箍。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直隶省公署门口，四个学生代表被抓，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进了牢房。 七月十七日，多方营救后获释。 十一月，周恩来等人从上海登船去法国，邓颖超留在国内扛事。 心里那杆秤一旦摆正，人就知道往哪走。 周恩来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要找的伴侣，是能经住风霜的战友。 于是写信回国，话挑明。 邓颖超先是愣住，又去问他独身主义是不是改了主意。 很快，她收到两张明信片，一张是春天图，三个金发姑娘迎风奔跑，背面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另一张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画像，背面落笔“盼着两个人将来也能像他们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她的回信干脆，思想相通，愿意相依相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话说到这份上，友谊就不再停在原地。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回国，广东区委、黄埔军校、第一军政治部，几摞担子压在身上。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邓颖超抵广州。 码头人海茫茫，周恩来临时派陈赓去接，错过了，她按地址自己找过去，当晚因宵禁在外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就去区委上班，协助何香凝抓妇女工作。 夜里，两人去太平馆吃烤乳鸽，算是结婚，没有仪式，没请客，没有蜜月，第二天照常各忙各的。 省港大罢工的调度在那头，她在这头理顺事务，革命的辘轳转起来，过日子就只能往缝里塞。 一九三四年长征，她带病上路。 贵州黎平，邓颖超吐血，周恩来忙得团团转，抽空探看。盘县五里牌遭轰炸，伤亡十几人，夜里毛泽东与周恩来赶去看望。北上到毛尔盖，粮少到吃野菜，周恩来高烧不退，肝部肿大，诊断是阿米巴肝脓肿。 医疗条件捉襟见肘，只能让警卫员跑到三十公里外山上取冰，日夜冷敷。 周恩来昏迷三天三夜，邓颖超也带病守着，从上午十点忙到傍晚，等到大量脓液排出，体温才往下走。过草地那阵，他虚弱得站不住，毛泽东叮嘱彭德怀组织担架队，哪怕埋掉带不走的迫击炮，也要把人抬出去。 陈赓带队，杨立三上阵。 邓颖超因赶路从马上摔进泥潭，第二天高烧。医生只剩一支退烧针，给了周恩来，她咬牙熬过去。 两次怀孕都没能保住，第二次还撞上白色恐怖，她的身体落下病根，这道伤口一直没合上。 一九七五年，周总理住进三零五医院做第三次大手术，病情不见起色，住院五百八十七天，她天天独自过去照护。 某天他忽然说，肚里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讲。 她看着他，只回一句，都带走吧，第二年一月八日九点五十七分，心跳停了。 后来她为骨灰盒系上花圈，白缎带写四个字，战友小超。 一九八八年春，西花厅海棠开，她写下那篇追忆，把爱情的落脚点交给人民与同志，落到“深长”和“永恒”四个字上。 一九九二年，她也到了约定的路口。 工作人员依她生前交代，用一九七六年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那个盒子，再装她的灰，送到海河。 十六年前抛撒的地方，重新站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