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妻子有多美？结婚57年恩爱如初，亲家公家喻户晓，仔细看他们是非常很有夫妻相的 往回追，他的人生起点一点不体面。 一九四〇年，他出生在山东胶南的农家，家里穷，父亲早早上前线，母亲一个人撑着。中学时成绩出头，也爱写东西，稿子登上过少年刊物，这才算看见一点别的可能。 一九五九年高考，他把志愿几乎都填成“北京大学”，只是专业顺序不同。 心里盼着中文系，结果被录到西语系。路拐了个弯，他就认认真真把外语啃下去，在未名湖边看世界文学，也写诗写散文，没打算放掉文字这根线。 秦小梅，就是在这个校园里看到他的。 她出身外交大院，父亲秦力真，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后来当了外交部领事司首任司长，又先后出任驻挪威、驻赞比亚大使。家里书柜里是外文书，餐桌上是世界新闻，按常理说，这样的姑娘身边不缺家世好、条件好的对象。 她偏偏看中了这个说话带山东口音的同学：当班长，谁功课落下他就帮着补；女生发烧，他从东边小药铺买药，冒雨送到宿舍门口，不提一句“你欠我个人情”。 一九六七年，两人在北京结婚。 那时风声紧，婚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屋里贴几张红纸，几位老同学吃一顿饭就算过门。 最郑重的是岳父在屋里的那番话：夫妻要互相扶持，有意见当面说；干外交，对祖国、对人民要忠诚，组织纪律要记住。 年轻夫妇听在耳里，后来几十年的路，基本就沿着这几句话往前走。 一九六四年，李肇星从北大毕业，被分到外交部，又在翻译进修班里苦熬七年，把外语打磨得很扎实。 特殊年代里，他被下放到几处“五七干校”，弯腰种地、扛麻袋，吃过苦头，也见过险情。 等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批年轻外交官被叫回北京，他也回到外交部大楼，人还是那个人，心气已经沉了几层。 七十年代，他被派往非洲，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工作。 那几年，中肯关系有过误解，他跟同事一起跑各个部门、跑乡下，解释、沟通，把结一点点解开。 一九七六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大使又出现在内罗毕，这里面有他们不少心血。 后来他回到北京，一九八五年起走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一站就是六年，是改革开放后任期最长的一位。 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地区冲突，记者提问尖锐，他用带山东味的普通话一条条回应，坚持立场，也讲道理。 不少西方记者起初想着“难为他”，时间久了，反倒佩服这个嘴上不软的中国人。 一九九三年春，他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海地、波黑、索马里、也门、朝鲜核问题这些敏感议题摆到联合国桌面上，他在大会和安理会上反复强调政治解决、外交解决，不赞成轻易动武。 走上讲台时，他那口乡音没改，同事打趣说，这是孔孟故乡的腔调，在纽约占了个座。 一九九八年，他又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 三年时间，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气氛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最难的一次，是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三名记者遇难，十多名馆员受伤，全国都在忍着怒火。 五月八日上午，他走进美国广播公司的直播室。 主持人只问美国驻华外交官安不安全，他当场反问：为什么不先问被炸死的中国人。 他在节目里为遇难者致哀，提到中国警察在美国使馆门前维持秩序保护安全，又说，如果真有美国人在中国受伤，欢迎拿出事实，不要靠捕风捉影。 对方用“悲剧性的错误”来解释，他回过去一句：暴行不能用错误两个字盖过去，责任不能这样推开。那之后，华盛顿外交圈给他起了“铁嘴钢牙”的绰号。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市长还颁文，把那天定为“李肇星日”。 镜头外，是另一种生活，秦小梅习惯了聚少离多，电话里常念叨“注意身体”“别太拼”。 岳父岳母住院，他挤时间去病房陪着聊天。 对儿子，夫妻俩从名字就开始栽根。 孩子叫“李禾禾”，就是要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别忘了土地，别忘了老家。小的时候，家里立规矩：不能随便收别人钱。有一次朋友母亲塞给他路费，他嘴上收下，回头把钱悄悄塞回人家枕头底下。 长大以后，李禾禾考入清华，又拿到美国名校录取通知书，去了大洋彼岸。 二十三岁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来又拿下更高学位，学的是和计算、管理有关的专业，回国后在数据科技领域创业，成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在国外，他遇见了闫晶晶。 女孩从小跟着父亲练声，母亲也在文艺圈。她的父亲叫阎维文，是很多人一听名字就能想起歌声的那位男高音。看女婿，这位老艺术家不先问职务，先看饭桌边、厨房里谁愿意动手，谁能把自己的打算讲清楚。 这方面，李禾禾没丢父母的脸。 二〇〇九年，两人在温哥华办婚礼，亲友围着几桌菜，歌声笑声都有。婚后，他们有了一儿一女。李肇星夫妇一边看着儿子忙得团团转，一边帮儿媳带娃，接送上学、下厨做饭，这些细碎日常，反倒成了老两口嘴里最得意的事。 再看那张合影，所谓“妻子有多美”，看久了就会发现，美在站在他身边的那份笃定，在那只五十七年也没松开的手，也在这一家人始终记得自己从哪儿出发，又愿意把后路留给下一代自己去走的那一点硬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