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邓玉芬） 邓玉芬，58 岁的年纪，腰已经弯得快贴到地面，粗糙的双手沾满湿润的泥土，一阵秋风吹过燕山余脉的沟壑，卷起田垄上的枯叶，也吹散了她额前花白的碎发。 一声急促的呼喊从村口传来，她直起身的动作有些迟缓，布满老茧的手在深色粗布衣裳上胡乱抹了两下，顺着声音望去，村口土路上，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身影正快步走来。 这片坐落在北平东北部的土地，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常年处在敌我拉锯的前沿。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深入山区发动群众，邓玉芬亲眼见过日军 “扫荡” 后村庄的残破，见过乡亲们流离失所的苦楚，也听过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激昂呐喊。 她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国家遭了难，自家的娃就该站出来。就这样，她先后把七个儿子都送进了部队，那句 “家里的娃就该去守家国”，成了她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丈夫跟着支前队伍运送物资，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肩上，几亩薄田要种，村里的伤员安置点要跑，缝补浆洗、熬汤喂药，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在地里顶着日头劳作，夜晚就着昏暗的油灯搓麻绳、做军鞋，手指被麻线勒出一道道血痕，结了痂又被磨破，她却从没喊过一声苦。 命运对这位母亲格外苛刻，坏消息接踵而至。几个儿子相继牺牲在战场，三子失踪后杳无音讯，连丈夫也在一次支前途中病逝。 村里人都说她命苦，劝她歇歇，可她抹掉眼角的泪水，转身又拿起锄头走进田地。她心里清楚，多收一斤粮食，战士们就多分坚持的力量，多做一双军鞋，孩子们在战场上就多层保护。 剩下的两个儿子也在部队里继续奋战，连一封完整的家书都难得寄回。邓玉芬不是什么大人物，没读过书，没见过大世面，可她用一辈子的坚守，默默诠释着何为“家国”。 听见儿子归来的消息，邓玉芬踉跄着向村口跑去，脚下的泥土沾在裤脚，沉甸甸的，却挡不住她急切的脚步。 永兴也远远望见了母亲，脚步不由得加快，年轻的脸庞上满是激动，眼眶瞬间红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母子俩紧紧相拥，半晌说不出话。 这些年，永兴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日战场到解放前线，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支撑他走下来的，是对母亲的思念，是对乡亲们期盼的回应。 他知道母亲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兄弟，知道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她单薄的肩上，却只能在战斗间隙写下寥寥数语，报一声平安。 围观的乡亲们渐渐聚拢过来，有人递上毛巾，有人端来温热的茶水，脸上都带着由衷的喜悦。邓玉芬接过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儿子脸上的灰尘和风霜，目光在他身上来回打量。 永兴向母亲和乡亲们讲述着革命的进展，说着各地解放的喜讯，语气里满是憧憬。他说战士们都记着百姓的支持，记着乡亲们的粮食、军鞋，正是这份力量，让他们在战场上更有勇气。 邓玉芬听着，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皱纹里都盛满了欣慰，她拉着儿子的手，眼神里满是骄傲。她从没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也没后悔过送儿子参军的决定，只盼着国家能早日太平。 那一天，猪头岭村的空气里都飘着温情与希望。邓玉芬杀了家里仅有的一只鸡，乡亲们也纷纷送来自家种的蔬菜、攒的粮食，热热闹闹地为永兴接风。 永兴在家只待了短短几天，就离开了。离别那天，邓玉芬早早起床，把亲手缝制的布鞋和晒干的红薯干仔细塞进儿子的背包，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他的军装，反复叮嘱着要照顾好自己。 永兴含泪点头，向母亲和乡亲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踏上了归队的路。邓玉芬站在村口，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直到那抹灰布军装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才默默转身。 地里的红薯还没收完，就像她对革命的支持，从未停歇过。 邓玉芬的事迹早已在密云地区传开，“七子参军，四子牺牲，一子失踪” 的奉献，多年如一日的支前坚守，让她成为了军民同心的精神象征。 1949 年秋天的这次重逢，或许只是漫长岁月里的一个短暂片段，却浓缩了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最真挚的家国情怀。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却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颗坚韧不拔的心，支撑起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也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不久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猪头岭村，乡亲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胜利。邓玉芬站在人群中，泪水再次滑落，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是欣慰的泪。 如今我们过着安稳幸福的日子，不该忘了这样的 “英雄母亲”。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在平凡的生活里，把小家的牵挂变成了大家的守护，用一生的隐忍坚守，书写着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