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内总管”有多狂？纵兵群殴警察，揍得全城无人再敢穿警服 “停车！车灯呢？”1934年盛夏的杭州夜色中，交通警察老李伸手拦住一辆自行车。 车骑得飞快，那人衣着普通，却挺着脊背，一副不耐烦的神情。他报出名号时，周围几位小警察愣了神——浙江保安处士官教育团教育长吴中翰，上校衔，货真价实的军方角色。可老李喝了两盅黄酒，胆子肥，照章办事：灯不亮，押车押人。架势很冲，吴中翰被塞进南星桥分局的小号里，连句硬话都没能落地。 保安团出身的吴上校，回到营里越想越窝火。手下有人递烟，也有人递主意：“长官，给兄弟们出气！”不到一炷香，百十号荷枪实弹的士官学员拔营而出，目标直指南星桥。 凌晨的分局门口，只听噼里啪啦玻璃响，桌椅翻飞。警员们没见过这种排场，仓促反抗两下就四散逃命。战斗蔓延到清河坊、中山南路，西湖湖滨也跟着遭殃。那天早上，杭州大街再也找不到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换了便衣钻进茶楼，连袖标都揣进裤兜。 局势震到警察局长何云的办公桌。何云曾是黄埔校部副官，少将军衔，论资排辈也算“天子近臣”。他先下令全城警察暂时撤岗，别再添人头，又让巡警大队荷枪在总局集结，摆出随时硬碰的姿势。可是，真要一对一开火，警察哪顶得住地方保安团？ 何云决定找上级理论。他驱车来到浙江保安处兼杭州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却被告知处长不在。门口参谋长客气又冰冷：“兹事体大，恕难作主。”一句话把局长晾在门外，尴尬得要命。 那位“处长”正是俞济时。此人黄埔一期，曾任德械第八十八师师长，在淞沪打过硬仗，腹部中弹留下绰号“鸡肠将军”。抗战以前，俞已成蒋介石贴身的“御林军”头面人物，调浙江保安处不过半年，却把老部下全带了来。营以上职务重新洗牌，士官教育团更由他自兼团长。别小看“保安处”三个字，它管着全省保安司令、保安团，权力类似今天省军区。 俞济时拿到一份“三年整编计划”，要把浙系旧军官统统改造。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不买账，俞直接越级把计划送到南京。蒋委员长一个准字，俞在杭州说话顿时比省政府还顶用，平日里见谁都是半吊眼神。 恰恰何云也是老蒋身边出来的，两人暗地较劲已久。这回吴中翰闯祸，很可能得到俞默许：既能立军威，还能踩警察局长一脚。俞干脆闭门不见，逼何云低头。 杭州因此失控。数十名警员挂彩，商号关门，行人惊慌。何云意识到再拖就得惊动南京，那就是政治事故。他清早又去保安处，足足等了三个小时，俞才慢悠悠出场。俞先发制人，把责任全甩给警方：侮辱军官、擅自罢岗、危害治安……何云只得连声认错，姿态放到最低。 俞抬出条件：肇事警员交军法处置。何云暗叫不好，这等于把警察系统的脸撕得粉碎，只能苦苦哀求。俞冷笑片刻，改口：“那就撤掉南星桥分局局长，算轻一点。”何云如获大赦，当场拍板。至于吴中翰，该不该追责？厅长一句话没敢提。 命令一下，保安团士兵撤回营房，杭州街头重新出现警帽。几天后，南星桥分局长卷铺盖，算给百姓和面子上有个交代。可明白人都知道，这场军警冲突，赢家只有三十岁的俞济时。 年底，俞兼任赣浙皖“剿匪”总指挥，调动正规师与数个保安团围追红十军团，手里的牌越抓越多。何云虽升为浙江警察厅长，却再无心在省内待下去，不久调回南京另谋高枝。 杭州街头那段群殴往事，被嗑瓜子的大爷们津津乐道很多年。有人说这是军人血气，有人说是地盘之争，也有人看出背后那盘权力博弈的棋。保安团打警察，不止是打脸，更是俞济时向地方官僚亮肌肉。 有意思的是，吴中翰此后升迁平平，直到抗战后才混个副师长。把他抬进风口浪尖的，其实是俞济时那副“中央嫡系”的底牌。一张牌一旦打出，局面立刻改写，底层角色随时可替换。 不得不说，民国框架下的军政结构，枪杆子和衙门之间永远角色暧昧。俞济时在杭州亮出的强硬姿态，不过是缩影：中央军、地方武力、行政系统彼此牵制，却又随时可能失控。1934年夏天的那场夜战，让杭州警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时的制服，不是靠布料和钮扣支撑，而是靠背后那条指挥链。 此后几年，军警在大城市偶有摩擦，却极少再出现杭州那种全城脱岗的场面。原因无他，权力对比摆在那儿，谁都不想重蹈覆辙。吴中翰的自行车灯，成了杭州警界口中的讽刺：一盏小灯，照出一层错综的军政阴影。 俞济时笑到了最后。他四十岁出头就当上“总统府军务局长”，一路扶摇直上。那年他才三十，而杭州警察的警服，却因为他的“纵兵一次”在大街上消失了整整两天。年轻的“大内总管”到底有多狂，就写在那两天的市声里——不见警笛，只闻步枪撞针脆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