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被判死刑，他露出微笑，转过身寻找妻子的镜头，却看哭了记者！此人名叫王孝和，是一名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牺牲时年仅24岁，一个孩子刚满周岁，另一个孩子即将出世，这名年轻的烈士，为何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露出微笑呢？ 1943年初，王孝和就进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也就是后来的杨树浦发电厂，从抄表员干起，后来转运行值班工。厂里环境苦，机器日夜转，工人们黑灯瞎火地守着仪表，工资低还常被老板克扣。他干活勤快，很快就融进集体，私下里还联络些志同道合的工友。抗日战争一结束，1945年底，公司美国老板突然发令，降工资、砍假期、大批裁人，工人们炸了锅。王孝和没闲着，带头串联大家，1946年1月，整个上电厂爆发了“九天八夜”大罢工。他负责运行部那边，带头出主意、凑捐款、腾宿舍给罢工工人住，坚持了九天八夜，最后老板服软，工资恢复，裁员取消。 国民党那边看工人动静越来越大，1947年9月直接下令解散上电厂工会，王孝和没服软，带着骨干们秘密商量对策，发动工人们堵厂门抗议。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公开选举新工会领导，王孝和凭着之前积累的威信，加上党组织的安排，当上了新工会常务理事，还兼党团书记，管着上千号工人。国民党特务盯上他了，多次上门送钱送烟，拉他入伙当汉奸，他每次都直接回绝，继续干自己的事。1948年1月，上电工会改选，他稳稳坐上常务理事位子，厂里工人斗争更频繁了。国民党当局慌了神，2月在申新第九棉纺织厂镇压罢工，七千多工人要改善待遇，结果军警开枪，死了好几个，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申九惨案”。王孝和代表工会加入后援会，在厂里带头缠黑纱、收捐款，组织工人们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国民党为了稳住上海后院，加紧抓人，4月21日清晨，王孝和骑车上班，路过中纺十二厂工房时，被特务骗进去抓捕。带头的警备大队长路鹏亲自押他去警备司令部审讯，从那天起，王孝和就进了北四川路军法看守所。特务轮番上阵，用尽酷刑逼供，想撬出地下党情报和同志名单，他咬牙顶住，一点口风没漏。国民党气急败坏，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秘密开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罪名判他死刑。消息传开，上海各界炸锅，报纸上登报道，工人学生上街抗议，国民党当局顶着压力维持原判。王孝和在狱中得知判决，没露怯，相反还写了五十多封家书寄给家里，鼓励大家坚持。 王孝和被关进去后，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的信件成了难友们的精神支柱。那些家书不长，字里行间透着对家人的挂念和对未来的信心。他妻子忻玉瑛当时才21岁，刚生下儿子王佩民一岁多，又怀着第二个孩子。忻玉瑛不识字，只能找邻居帮忙念信，王孝和在信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别为他担心。9月24日，处决令下来，王孝和平静地拿起笔，写了三封遗书。第一封给狱中难友，号召大家为正义继续斗争，前途光明；第二封给父母，祝他们身体健康；第三封给妻子，嘱她把孩子拉扯大，告诉他们父亲是怎么死的，要继承父志完成未竟事业，还特意为未出生的孩子取名“佩民”，希望孩子长大后明白是非。信写完，他叠好封口，交给狱友带出去。 9月30日上午，执行日到了。法庭上，王孝和被押出来，法官敲槌宣判死刑，现场记者和家属挤满旁听席。国民党特务怕闹事，赶紧押他去刑场。王孝和听到判决，嘴角居然微微上扬，露出个平静的笑。那笑不是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从容。他慢慢转过身，脖子上的铁链轻响，眼睛在人群里搜寻着。远处，忻玉瑛抱着儿子挤在栏杆边，脸色煞白，泪水直流，却死死护着孩子不让哭出声。王孝和的目光终于落到他们身上，笑容更深了些，嘴唇动了动，像在无声安慰。儿子小手乱抓，懵懂地朝父亲伸去，忻玉瑛肩膀抖个不停，泪珠砸在孩子衣上。旁听席上，一个《大公报》记者本想按快门记录，手却抖了，眼泪忍不住往下掉。那一刻，整个法庭安静下来，王孝和的笑成了最亮的点，刺破了那股压抑。 为什么他会笑？说白了，就是对胜利的信心。那年头，解放战争眼看要反攻了，国民党在上海抓得再紧，也挡不住大势。上海地下党活跃，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王孝和知道自己这点牺牲，换来的是同志们的安全和运动的延续。他笑，是因为看到妻子和孩子平安，还因为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国民党当局急了眼，赶紧把人押走，刑场上枪声一响，王孝和倒下了，年仅24岁。二十一天后，10月21日，女儿王佩民出生了，忻玉瑛抱着婴儿，窗外是秋阳，她后来把孩子交给婆婆抚养，自己咬牙过日子。 上海解放后，1949年5月，忻玉瑛冲上街头找解放军问王孝和的下落，才知道丈夫是地下党员和烈士。那年11月5日，上海各界一万人聚在逸园追悼他，陈毅市长题词“为工人阶级牺牲”。遗体从虹桥公墓迁到上海烈士陵园，安葬妥当。人民政府追认王孝和为革命烈士，他的故事进了党史资料，还被编成评弹《王孝和》，唱了多年。宁波老家建了王孝和事迹陈列馆，序厅里立着他的铜像，浮雕刻着工人抗议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