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张作霖的爹被人谋杀了，张作霖却还在玩骰子。母亲让张作霖去县衙门报官，

1889年，张作霖的爹被人谋杀了，张作霖却还在玩骰子。母亲让张作霖去县衙门报官，不料，张作霖却摆摆手说：“不去！我这亲爹，不要也罢！”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却突然狂奔起来。 没人知道那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在狂奔时在想什么。是想起爹张有财把祖产输光后红着眼的模样？还是想起衙门门口“告状先纳银五两”的告示？奉天海城的风卷着尘土扑在他脸上，像极了母亲哭红的眼睛。 多年后，已成东北王的张作霖在帅府里摩挲着一把旧土枪。枪托上的裂痕，是当年他和二哥张作孚摸进仇家院子时留下的。那天他们没找到打死爹的王姓赌徒，慌乱中走火打死了个女佣人——官府这才从“摆设”变成“追兵”，二哥被判十年，他成了通缉犯。 有人骂他冷血，说亲爹死了还赌。可翻开光绪十五年的奉天县志，记载着那年海城知县的“例钱”清单：递状子三钱，过堂五钱，连牢房看守都要“孝敬”。他家米缸底朝天，拿什么去换一句“公道”？ “不要也罢”四个字，藏着的不是不孝，是少年对腐朽世道的啐骂。他后来在绿林里混，给马看病的本事练得炉火纯青，却总在没人时摸出那枚磨圆的骰子——那是爹留给他唯一的“遗产”。 转折点在日俄战争那年。东北成了战场，清政府缩着脖子装聋，张作霖却带着弟兄们两边“捡洋落”：俄军的步枪、日军的罐头，都成了他壮大队伍的本钱。有人说他投机，他却在账本上写：“江湖饭，得靠自己抢；国家土，不能让人占。” 最硬气的一次，是日本兵打死他两个士兵，送来一千两银子“赔偿”。张作霖当夜派人当街毙了三个日本兵，第二天拎着一千五百两去见日本军官：“按你们的规矩，一条命五百两，这是赔你们的。”军官脸色铁青，他却笑着拍对方肩膀：“下次再动手，我就按东北的规矩来——一命抵三命。” 这股狠劲，早在海城的土路上就扎了根。当年狂奔的少年，后来学会了用算盘代替拳头：衣锦还乡祭祖，有人劝他找王姓后人算账，他却摆摆手：“进了体制，就得守体制的规矩。”——他放下的是私仇，握紧的是权力的缰绳。 有人说他是枭雄，有人说他是匪首。可站在大帅府的匾额下回望，那个攥着骰子说“不要也罢”的少年，和后来甩银子给日本军官的张作霖，其实是同一个人：都在跟不公较劲，只是从用脚狂奔，变成了用脑子博弈。 那枚磨圆的骰子，最终被他压在了帅印底下。他跨过了烂赌鬼爹的坟头，跨过了清王朝的朽骨，却始终没跨过心里那道“不能让人欺负”的坎。 这大概就是乱世里草莽的宿命：用最糙的方式活着，用最硬的骨头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