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关押在上海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在路过一个办公室时，他突然跑了进去，直接推开后窗户跳到了屋外，最后撬开了墙上的铁丝网越狱逃跑了。 1947年12月14日那天晚上，中野久勇开始装病，对守卫说肚子疼得不行，就去了厕所。路上经过一间办公室，他突然钻进去，从后窗跳出，又撬开墙上铁丝网跑了。监狱乱成一锅粥，警报拉响，守卫到处搜，但人早没影了。报纸上登了消息，全上海都盯着这事，警方贴通缉令，封锁车站码头，还查旅馆当铺药房。中野没急着出城，他先去北四川路，用从牢里带的金属扣子换了点钱，又买了件旧长衫，把囚服扔了。他靠这些钱，白天躲废弃房，夜里钻桥洞，吃馒头咸菜凑合。上海话他会说，混在人群里不容易露馅，但得处处小心，只走小路。 中野久勇头疼起来，去药铺买止痛药，药剂师看他不对劲，但没报警。他就这样熬了几天，想去嘉定找旧识，沿着沪宜公路走，脚上起泡也不歇。到了嘉定东门，中午被盘查，警察翻出药粉，以为是违禁品，就把他关进看守所。上海警方那边线索指向苏州河以北。三天后，药粉查清是普通药，他被放了，但投靠的人早搬走，他只能回上海，继续藏在苏州河边。为了挣钱，他开始在桥头推板车。苏州河桥坡陡，车子上下来需要力气，他体格好，混在劳力堆里。表面上看不出啥，但口音有点怪，像旧日侨的味道。一个老车夫注意到了，报告给联防队。警方派便衣观察，几天后，看到他后颈的疤，跟通缉令上的一样，那疤是1937年上海事变留下的。1948年腊月初，便衣把他抓了。 抓回去后，中野久勇被当成重犯，单独关押，全天有人盯着。法庭审他，罪证全摆出来，受害者家属的证词一大堆，他被判死刑，罪名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社会上反响很大，很多人围在提篮桥监狱外看热闹。1948年4月8日上午11点，他和上司大庭早志一起被带到刑场，士兵开枪，他倒地后还补了枪，确保没气。尸体火化，档案全留着。这事后来成了监狱管理的教训，后墙加了双层钢筋，当作警示。档案进了历史资料库，提醒大家日本侵华的罪行不能忘。那时候中国刚从战争中缓过来，处理这些战犯不容易，但也体现了正义的坚持。 话说中野久勇的罪行，得从日本侵华说起。他在崇明岛负责情报和镇压，抓捕抗日人员时，手法残忍。档案显示，他参与了多起屠杀和迫害事件，受害者包括普通民众。战争时期，日本特高课就是干这种脏活的，中野作为课长，指挥了不少行动。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成立战犯监狱，关押这些家伙，目的是审判他们的罪行。上海监狱是其中一个点，关了上百人。管理上虽有电网，但哨兵轮班时偶尔疏忽，这给了中野机会。他在中国生活久了，熟悉本地风俗，这点在逃跑后帮了大忙。越狱事件暴露了监狱安保的漏洞，当时国民党正忙内战，资源有限，看管不严实是原因之一。 中野久勇逃跑后，没敢大张旗鼓。他先换衣服，买吃的，藏在上海的角落。北四川路是旧货集散地，他用小物件换钱，挺机灵。白天躲废弃房，夜里挪窝，避免主干道。这段时间，他过得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去药铺买药时，差点露馅，但运气好没被抓。接着去嘉定，路途辛苦，沿公路走，避开检查点。嘉定盘查时，药粉引起误会，被关几天。这事让他更小心，回上海后，继续低调。苏州河边推车，是他维持生计的方式。那地方劳力多，他混进去不容易被注意。但口音和疤痕成了破绽，老车夫的举报直接导致他被捕。便衣跟踪几天，确认身份后动手。 审判过程很彻底，罪证包括档案和证人。中野的罪行被一一列出，法庭氛围严肃。判死刑后，执行迅速。那天刑场有士兵把守，开枪后补枪是标准程序。尸体处理后，档案封存。这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成了越狱案例的典型。监狱改进安保，加固墙壁，避免类似事。整个过程反映了战后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态度，坚持追究责任。民众举报是关键，体现了老百姓对侵略者的愤恨。国民党当局虽有内战压力，但还是推进了审判。 中野久勇的越狱虽短暂成功，但终究没逃掉法网。这事告诉我们，罪行再隐瞒，也会暴露。历史档案保存这些记录，就是为了让后人记住日本侵华的惨痛教训。崇明岛的受害者家属，很多在审判时提供了证据，他们的坚持推动了正义。监狱管理松懈是越狱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是战后乱局。国民党忙于其他事，精力分散。即便如此，警方追捕还是有效，通缉令和便衣行动起了作用。中野的上海话帮他混迹，但特征出卖了他。疤痕和口音，这些小细节成了抓捕的关键。 想想那时候的上海，战后百废待兴，街上人来人往，中野藏在其中。推车劳力是底层活，他干这个维持几天。联防队的举报机制，在当时社区里挺管用。老车夫的观察力，体现了民众的警惕。逮捕后，单独关押避免再逃。审判罪名明确，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涵盖了他的所有恶行。执行日期是1948年4月8日，和其他战犯一起。这批战犯的处理，是战后国际公约的一部分。中国作为战胜国，追究这些责任是理所应当。档案库的保存，让这些事不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