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十二桥稽查处的铁门吱呀打开，朱君友被押了出来。脚步声在深夜巷道里回响，沿街的民居都被黑暗包裹，死一般寂静。他低头不语，只待终局来临。 到了刑场的前一刻，他注意到押解他的两名特务有些异常。他们低声交谈，却不时偷眼看他，还频频用眼神示意他保持沉默。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其中一人悄悄摇了摇头，似在暗示什么。他立刻意识到：事情似乎并未结束。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小巷尽头。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徐季达，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徐中齐的弟弟。他身后还站着一位面色严肃的中年人，是他妻兄杨夷甫。两人没有带枪，也没有穿军装，但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特务们停止了押解，转而小声交谈。过了一会儿，朱君友被悄然带离原定的行刑路线，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子迅速将他带往城南。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知道自己暂时逃过一劫。 这是1949年12月中旬，成都尚未解放，国民党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加紧清洗政治犯。几天后，传来消息——与他一同被关押的杨伯恺、王干青等35人被秘密押往十二桥的旧防空壕内，集体枪杀。事发当晚，街坊听到轰鸣的汽车声，却没有人听见枪响。原来行刑时，特务命令司机持续轰油门，以掩盖屠杀的声音。 这场被称为“十二桥惨案”的屠杀，是国民党政权末路疯狂的真实写照。而朱君友之所以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免，离不开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营救计划。 他的妻子杨汇川出身名门，祖父杨维是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元老。朱君友被捕后，杨家迅速行动，动用一切关系。杨维当年曾资助徐中齐求学，徐对杨家一直心存感激。杨家通过这层旧情，辗转找到徐中齐，重金加人情，再加上时局动荡、军统体系已松动，最终说服其放人。 但释放并不等于自由。为了避免遭遇补刀，朱君友只能藏匿于成都郊区的亲戚家中。而就在他脱身的第二晚，惨案便发生了。35位烈士，连同他们的姓名、理想、信仰，一并被掩埋在玉带河畔的乱坟岗。 朱君友一直铭记着那一晚。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活着，不只是家族背景救了他，更因为那场风暴中的偶然与必然交错。 他出生于成都一个煤炭商人之家，早年就读于四川大学法律系。学生时代便接触进步思想，积极参与抗敌宣传。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地下党提供情报，变卖家中首饰支持革命。1949年秋，他因随身携带宣传资料被捕，关押于稽查处，身受酷刑却始终未泄一字。 成都解放后，他重返城区，协助寻找和安葬被害烈士。1950年，他参与修建了青羊宫烈士陵园，亲自为战友立碑记名。 朱君友的经历，是无数地下工作者命运的缩影。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不乏身家丰厚的年轻人，主动踏入暗流涌动的地下战线。他们用一纸电台通报、一次隐秘接头，悄然撬动历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