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哈佛校园的一张照片里，两个穿西装的中国年轻人站在图书馆前，手里夹着香烟。 他们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恒和袁克坚，当时一个25岁，一个19岁。 三年前父亲去世，袁家分遗产时，每个儿子拿到12万大洋，这笔钱成了他们漂洋过海的船票。 袁世凯留下的家产不算少，现金、股票、房产加起来超过2000万银元。 长子袁克定分了40万，其他儿子各得12万。 袁克恒和袁克坚拿到这笔钱时，一个15岁，一个9岁，还不懂这笔钱背后的分量。 乱世里这笔钱与其说是遗产，不如说是家族给他们换的一张逃生船票。 哈佛校园里中国留学生不多，1919到1922年间，整个学校的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生也就21个。 袁克恒选了政治经济学，总坐在教室前排记笔记，辩论时条理清晰。 袁克坚学的是医学，总泡在解剖室，同学说他清理手术器械比谁都仔细。 本来想安安静静读书，可身份藏不住，有次袁克恒讨论时局被同学追问家世，他只淡淡说“家父是前清官员”。 查尔斯河边常能看见袁克坚抽烟的身影，银烟盒是母亲给的遗物。 有留学生回忆，他点烟的动作老练得不像学生。 兄弟俩住校外公寓，早餐总是面包牛奶，偶尔煮点粥，分食物时袁克恒总把肉多的那份推给弟弟。 那几年他们没参加过什么社交活动，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连教授都夸这两个中国学生“比美国人还刻苦”。 1930年前后回国，袁克恒在天津、上海办起新式学堂。 这些学校不教四书五经，数理化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还请了留过洋的老师。 有张老照片里，他穿长衫站在校门口，背后匾额写着“科学救国”四个大字。 后来他又在青岛开机械厂，专做纺织机零件，当时国内工厂用的机器全靠进口，他的小厂子竟真造出了能用的配件。 1937年南京沦陷那天，袁克恒把青岛工厂的钢材全捐了。 带着二十多个工人南下，路上把大衣脱给逃难的孩子裹着。 到南京城外救援队干了半个多月，抬伤员、发粮食，自己饿得直冒虚汗。 他办的学校后来出了不少工程师，机械厂的徒弟们抗战后在各地工厂成了技术骨干。 袁克坚回国后进了北平协和医院，专看肺病。 引进德国X光机那会儿，他手把手教护士操作，为穷人看病常自掏腰包付药费。 日军占领北平时他辞了职，在西山开个小药铺，病人给什么就收什么，有时是袋小米，有时是捆柴火。 有次伪警察来找麻烦，袁克恒连夜从天津赶来，塞了钱才把事摆平。 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那时也在苏联孙逸仙大学，学校里800多中国留学生，每天要写思想汇报，还要公开朗读自我批判。 她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坚持回国时，连蒋经国的自白书里都批评她“思想有问题”。 如此看来，同样是军阀后代，有人选了政治，有人选了实业和医学，路不同，心却都系着家国。 建国后政府想请袁克恒当天津市副市长，他没答应。 后来儿子袁家宸把北京九亩地捐给学校扩建，又把香山祖坟的二百棵松树献给天安门广场，政府给的50元钱分文未取。 袁克坚的药铺解放后并给了公家，他继续坐诊到七十年代，病历本上记着上万名患者的名字。 那张哈佛照片后来被档案馆收了，两个年轻人站得笔直，身后是哥特式建筑的尖顶。 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一个在战火中捐出钢材，一个在山村里救治伤员。 乱世里的公子哥，没靠父辈余荫，硬是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尊严。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救赎，不用言说，只用行动证明，命运给的牌，终究要自己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