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苏联女兵看到一个日本战俘英俊潇洒，她悄悄对男人说：“如果你答应和我生一个孩子，我就带你回苏联，你答不答应？” 铁丝网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中结着冰碴，瞭望塔上的探照灯每三分钟扫过一次战俘营的木栅栏——1945年秋，西伯利亚的风正卷着雪粒抽打这些刚从火车上被赶下来的日本兵。 他们的绑绳勒出的红痕还没消退，车厢里五天五夜的颠簸让大多数人站不稳脚跟，有人直接瘫坐在雪地里，军装被汗水和煤烟染成了灰黑色，靴底裂开的口子塞进了雪团。 苏联军队在远东战役中俘获的60万日本战俘，大多来自关东军，他们中既有刚征召的学生兵，也有在东北盘踞多年的老兵，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这些人在一周内放下了武器，被成批赶上闷罐火车。 负责看守他们的苏联女兵，很多是从对德战场调过来的，有些枪套上还别着褪色的全家福——那是她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永远失去的丈夫或兄弟。 每天清晨五点，点名的哨声会刺破营地的寂静，战俘们列队走向矿场，镐头与冻土撞击的闷响要持续到黄昏。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里，他们如何用皲裂的双手握紧工具？有人在挥动镐头时突然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雪很快会覆盖那片凹陷的痕迹。 并非所有战俘都在挖煤，工程师和医生会被单独挑出来，他们穿着稍厚的棉衣，在修配厂或医务室工作，有时能得到额外的黑面包——这是苏联为恢复战后经济对技术人员的“特殊对待”。 女兵们的脚步声总是很响，厚底军靴踩在冻土上发出“咯吱”声，她们检查战俘队列时，会突然伸手捏捏对方的胳膊，若摸到的是骨头，就会在名册上画个叉；若还有些肉，便挥挥手让他继续干活。 战俘接过汤碗时，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浑浊的菜汤里漂着几片冻硬的土豆，有人喝得太急，烫得直缩脖子，女兵会盯着他喝完，直到碗底朝天才收走容器。 有些帐篷的稻草堆里藏着秘密：战俘用偷藏的铅笔在桦树皮上写家书，字被泪水洇开；女兵巡逻时偶尔会停下，听帐篷里传出的咳嗽声，然后默默多放一个土豆在门口的桶里。 那个提出“生孩子换自由”的女兵，叫瓦莲京娜，她的档案里写着“1943年参军，丈夫牺牲于库尔斯克会战”。她负责战俘营的健康检查，见过太多因虚弱而死去的日本兵，也见过技术人员因会修拖拉机而被调往后方。 1946年春天，战俘营开始出现“特殊家庭”：通过审查的苏联女兵可以申请与“表现良好”的战俘结婚，这些战俘会被解除劳改身份，调往集体农庄或工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坎斯克市，战后登记的50多对跨国婚姻里，就有三对是这样开始的。 战俘营的铁丝网后来被拆除，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围栏；那些留在苏联的日本老兵，很少对孩子提起东北的往事，他们的俄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手上的老茧藏着镐头和扳手的痕迹。 1956年日苏建交后，遣返船停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有些老兵撕碎了遣返通知，他们说“回日本要被当成战犯审判，留在这里至少能活着”。他们的孩子那时已经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会了俄语诗，胸前别着少先队的红领巾。 雪又落下来了，覆盖了西伯利亚的矿场和农庄，也覆盖了那些被历史记住或遗忘的名字——无论是握着枪的女兵，还是握着镐头的战俘，他们的手都曾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紧紧抓住过活下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