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新闻秘书称，在特朗普手下工作让她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1997年出生的卡罗琳·莱维特的任职经历，意外揭开了这一职位背后不为人知的高压常态。 当她向媒体坦言“在制定计划方面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我干脆不做计划了”时，这句看似轻松的抱怨，实则道尽了白宫新闻秘书全天候待命、时刻紧绷的工作状态。 这份诞生于1929年的职位，如今早已不是简单的“总统传声筒”，而是被24小时滚动新闻和复杂政治博弈包裹的“高压枢纽”，莱维特的诸多原话，更让这份繁忙变得具体可感。 “做这份工作我太难安排时间了”，莱维特的这句感慨，并非空穴来风。 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强度早已埋下伏笔——胡佛时期仅需应对基础简报工作，而如今的新闻秘书办公室已膨胀为包含多名副秘书、助理和传播协调人员的团队，即便如此，核心工作仍高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莱维特上任后，既要每日准备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材料，又要随时回应突发政治事件，从2025年2月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使用争议，到11月确认美乌总统暂不会晤的安排，再到9月就特朗普联大发言遭遇“设备问题”发声，她的工作节奏始终被突发任务牵引。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出现什么需要回应的议题，可能凌晨三点接到特勤局的调查通报，也可能早餐时就要准备反驳对手的声明”，莱维特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种不确定性让私人时间变得毫无保障，与丈夫的休假计划屡屡泡汤，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制定计划”。 白宫新闻秘书的繁忙，更体现在其工作的“即时性”与“权威性”双重压力上。 正如美国陶森大学教授库马尔所言，这一职位“不仅要传递总统的想法，还必须表现总统的感情”，而这种传递往往容不得片刻迟疑。 莱维特在回应特朗普的社会保障政策时，需要精准把控措辞：“特朗普总统对保护守法纳税的美国公民和为项目付款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福利绝对有信心。 他始终会保护这个项目”；在嘲讽拜登健康状况时，又要拿捏语气尺度：“我对他在晚上发表演讲感到震惊，我以为他的睡觉时间要比今晚的演讲时间早得多”。这些发言既需符合总统立场，又要应对媒体追问，背后是海量的信息核实与口径协调工作。 莱维特曾直言：“我的办公桌永远堆着厚厚的政策文件，每个议题都要提前核对十几个部门的反馈，哪怕是一句话的回应，都可能影响国际舆论，根本不敢有丝毫松懈”。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消耗，再叠加无固定下班时间的工作模式，让“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述显得格外真实。 更令人唏嘘的是，莱维特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白宫新闻秘书职位的常态。 从奥巴马时期的约什·厄内斯特需要早上4点起床汇总各部门资料，到如今莱维特全天候应对多元议题，这一职位的工作强度从未降低。 “社交媒体让一切都变快了，以前可以慢慢准备简报，现在记者的提问会实时出现在网络上，稍有迟疑就会被放大解读”，莱维特曾对比不同时期的工作差异，她提到自己每天要同时处理数十个媒体问询，既要回复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的专访请求，又要应对国际媒体关于外交政策的追问，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及时发布官方立场。 “有时候刚结束一场一小时的记者会，坐下喝口水的功夫，就收到二十多条需要紧急回应的消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这种连轴转的状态，让她深刻体会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无奈，也让“不做计划”成为一种被动却有效的自我保护。 莱维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抱怨，本质上是白宫新闻秘书职位高压生态的缩影。 这个距离总统办公室最近的职位，承载着连接政府与媒体的关键使命，却也让从业者付出了私人生活被严重挤压的代价。 当莱维特再次重复“我干脆不做计划了”时，这句看似无奈的话语，不仅是个人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更揭示了现代政治传播环境下，公共职务背后那些被忽视的压力与牺牲。 而这份繁忙与高压，或许正是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位，从1929年设立至今始终被敬畏、也被忌惮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