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提醒高市：当年中国免掉千亿赔款，是因给日本立了个死规定。 1972年，中国主动放弃向日本索要高达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千万别以为这是中国单方面的“大度让利”，更不是什么毫无底线的妥协！ 事情要从1952年说起。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为换取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在《日台条约》中单方面放弃赔偿请求。这个被新中国斥为“非法无效”的条约，却成了日本二十年来拒绝赔偿的挡箭牌。 彼时的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既想摆脱战败国的枷锁，又不愿为侵略历史付出实质代价，便借着这份无效条约，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装聋作哑，一躲就是二十年。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国际地位的跃升让东亚地缘格局迎来变局，田中角荣内阁急于摆脱美国阴影，抢在尼克松访华后重启中日谈判，试图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为日本谋得更多主动权。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公明党代表竹入义胜时，突然亮出中方方案：放弃国家赔偿，但日本必须接受几个“死规定”，这些规定看似温和，实则是为中日关系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第一个死规定，是日本必须在联合声明中“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起初田中角荣在会谈中轻描淡写地用“添了很大麻烦”来形容侵华战争，这番说辞当即遭到周恩来的严正驳斥。在中方的坚持下，日本最终在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表述。 这短短一句话，不是简单的文字妥协，而是日本首次在官方外交文件中对侵略历史进行定性，彻底击碎了其长期以来试图模糊战争罪责的企图。 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政界始终对侵华历史避重就轻，要么将战争归咎于“历史必然”，要么把自己包装成“战败受害者”，而这份声明的落地，相当于让日本在国际社会面前签下了历史“认罪书”，为后续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最核心的道德前提。 紧随其后的，是涉及国家主权的关键约定，也是中方绝不退让的底线：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宣告《日台条约》非法无效。 谈判桌上，日本外务省曾试图打“擦边球”，称《日台条约》是经国会批准的文件，无法直接废除，只能“自然失效”。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日方的侥幸心理，当即指出，日本若想与中国建交，就必须彻底斩断与台湾当局的官方联系，所谓“自然失效”本质上是想保留模糊空间，这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最终，日本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态“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的一中立场，还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大平正芳外相更是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台湾的主权归属。 这一约定，不仅终结了日本长期以来的“两个中国”企图，更从外交层面夯实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让台湾当局的“邦交”幻想彻底破灭，也为地区稳定扫除了一大隐患。 还有一个隐藏在声明字里行间的“死规定”，那便是双方共同承诺“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国家建立霸权的努力”。上世纪70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北部边境形成巨大威胁，而美国也试图通过掌控日本来维持在东亚的霸权。 中方将反霸条款写入联合声明，一方面是为了拉拢日本形成战略牵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堵住日本未来可能的军事扩张之路。日本虽起初对这一条款心存顾虑，担心因此得罪美苏，但在中方的坚持和建交的巨大利益面前，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这一条款看似是针对第三方，实则是为中日关系套上了“安全阀”，既避免日本沦为大国争霸的棋子，也为两国在和平框架下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日本不少政客以为中国放弃赔款是“无底线让步”，却没意识到这些“死规定”才是中方的核心诉求。中国放弃的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赔款，换来的却是国家主权的巩固、历史正义的伸张和地区格局的稳定。 要知道，1200亿美元的赔款若真的落实，最终只会转嫁到日本普通民众身上，反而会滋生反华情绪，而通过放弃赔款换取日本在核心问题上的让步，既彰显了大国格局，又为中日民间友好埋下了种子。 前首相提醒高市早苗的，正是这段历史的深层逻辑：中国当年的“大度”从不是没有条件的施舍，那些“死规定”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一旦触碰，两国关系便会陷入动荡。近年来日本政坛屡屡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涉台错误言论，本质上都是在挑战当年定下的红线。 而历史早已证明，唯有恪守这些约定，正视历史、尊重主权，中日关系才能行稳致远，反之，任何试图突破底线的举动，只会让日本再次陷入外交被动，也会辜负当年两国前辈为邦交正常化付出的努力。 中国当年的抉择，既有着眼长远的外交智慧，也有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它告诉世界，大国交往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共赢，这份智慧和底线，至今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