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闻一多被逼回家结婚，为了不和新娘同房，他不刮胡子、不洗澡、不洗头。 这种近乎自虐的反抗，在当时的湖北浠水闻家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要知道闻家是当地有名的耕读世家，长辈们早就给他定下这门亲事，哪容得一个留洋预备生说不。 那会儿五四新思潮刚过，像闻一多这样的清华学生，脑子里装满了“婚姻自由”的念头。 他在日记里写“旧俗如桎梏，吾宁碎身而破之”，可真到了家族祠堂里，面对族长手里那本泛黄的族谱，这些豪言壮语好像也没那么管用。 婚礼当天，他被几个堂兄架着拜堂，据说全程板着脸，活像谁欠了他几百大洋。 洞房夜的情形更有意思，闻一多把自己关在书房啃洋文书，新娘高孝贞就那么坐着等到天亮。 本来以为这桩婚事也就这样了，两个陌生人凑活着过，没想到后来闻一多去美国留学前，居然提出要送高孝贞去读书。 这个决定在当时可不小，要知道1925年全国女大学生比例才3.7%，闻家老太太差点没气晕过去。 高孝贞也确实争气，进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后，不光学了知识，还偷偷参加妇女救国会。 那些年两人写了73封信，闻一多在信里教她英语语法，她就跟闻一多讲工厂里女工的故事。 有封1924年的信里，闻一多夸她“卿之进步，胜我多矣”，能让心高气傲的闻一多说出这话，高孝贞肯定不简单。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跟着西南联大南迁，高孝贞带着孩子留在北平。 那段日子最苦，她在给朋友的信里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此非虚言”。 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把闻一多的书稿藏得好好的。 后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演讲，回家路上遇刺，高孝贞赶到医院时，只看到带血的西装和没写完的演讲稿。 闻一多走后，高孝贞拒绝了国民党的抚恤金，一门心思整理他的遗稿。 1948年开明书店出《闻一多全集》，她逐字逐句校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1957年反右那阵，有人要烧闻一多的手稿，她抱着箱子坐在地上不肯放，硬是把这些东西留了下来。 1980年她去世前留遗嘱，说“吾与一多，始于旧式婚姻，终于同志爱情”，这话现在读来，还是让人心里一震。 如此看来，包办婚姻未必都是悲剧。 闻一多和高孝贞用三十年时间证明，感情这东西真能慢慢培养。 从洞房夜的背对背沉默，到后来的生死相依，他们把封建枷锁变成了精神纽带。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相处模式，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选择。 毫无疑问，闻一多的反抗值得敬佩，但高孝贞的坚韧更让人动容。 她没有像当时很多女性那样逆来顺受，也没有激进地决裂，而是在传统婚姻的框架里，硬生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这种智慧，放在今天也照样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