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与人的面相 一个人鼻子有肉，长，必然容易发财。一座山隆起来，土多树多，拉的又长，这座山必然属于肥沃的山。 村里的老人们常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指着远处的山影说：“你看那座山，坡缓土厚，连石头都裹着层腐殖土，山下的村子准能丰收；再看西边那座，石头尖得能戳破天，村里的人多半要靠打柴过活。” 有人不服气，指着自家新盖的长条形瓦房：“我这房子盖得气派，怎么今年收成反倒不如邻居家的小方院？” 邻居家的老木匠扛着尺子走过来，在墙上划了个方框：“你量量这房梁，长十二步，宽却只有五步，夏天晒透顶，冬天灌穿堂风——就像你家那亩长条形的地，拖拉机开进去调不了头，苗都种不齐整。” 流水要走S型，这是河边洗衣的大婶发现的秘密。 她家院后的排水渠被她砌成了弯弯曲曲的蛇形，“你看那溪水，拐着弯儿流，才能把泥沙冲到田里；直溜溜的渠，水‘哗哗’就跑了，连鱼都留不住。” 可为什么城里的柏油马路大多笔直？ 修马路的工人笑着抹汗：“路要直才能跑车快，可路边的排水沟总得留弧度——就像人走路，身子板要直，但膝盖得会打弯，不然走两步就崴脚。” 手指短宽的人更会握锄头，晒谷场上的老汉用长满老茧的手抓起一把稻谷，“你看这谷穗，饱满的都沉甸甸往下垂，轻飘飘的多半是空壳；人手也一样，抓得住东西的，指节都粗。” 但学堂里的先生手指细长，却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不是说细手指不好，是各有各的用处，”先生放下毛笔，“就像绣花针要细，砍柴刀要粗，硬让绣花针去砍柴，不就断了？” 脸怕清也怕青，药铺的郎中翻开医书：“你看这面色，红润的是气血足，青白的多半是受了寒——就像田里的土，黑褐色的才肥沃，泛白的是盐碱地，发青的是涝了根。” 可为什么戏台上的花旦总要把脸涂得雪白？ “那是唱戏，要的是扮相，”台下看戏的老奶奶嗑着瓜子，“你让她涂着大白脸去种地，汗一流，活像个白面馒头，不吉利。” 水至清则无鱼，鱼塘的老把式从不让塘水太干净。 他总在塘里留些水草和浮萍，“鱼要吃虫，虫要吃藻，太干净了，鱼就饿死了——就像人脸上的油，那是身上的气血养出来的，天天拿皂角搓，倒把元气搓没了。” 山里的泉水清澈见底，却能养活下游的村庄，“那泉水看着清，底下有沙子和石头，不是死水，”护林员指着泉眼边的青苔，“就像人脸，要干净但不能‘清瘦’，颧骨高耸的，多半扛不住累。” 房子要盖方正，屋檐却要翘起来，木匠说这叫“天圆地方”。 “柱子要直，才撑得住屋顶；屋檐要弯，才能接住雨水，”他敲着刚做好的木楔，“就像做人，骨头要硬，但性子别太直，不然跟墙角的石头似的，硬碰硬就碎了。” 大地的水往低处流，人的汗要往脚下走。 采药的山民总穿着厚底布鞋，“脚底板发热，身上才有劲爬坡；要是光额头冒汗，脚下冰凉，走两步就喘——就像田里的水，要渗到根里才算浇透，光洒在叶子上，苗还是会蔫。” 有人问，现在都用机器种地了，地块方不方正还重要吗？ 农机手开着播种机驶过方形田块：“你试试长条形的地，我得拐八次弯，油耗多一半——自然的道理，跟机器没关系，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机器再先进，也改不了。” 就像后山那片最肥沃的坡地，土层厚得能埋住膝盖，却从不板结；草木长得密，却不杂乱。 人的面相何尝不是如此？不必刻意追求高耸的鼻梁，倒不如像那片山，踏实厚重，任雨水冲刷，自有草木生根；不必嫌弃脸上的油光，那是日子养出来的福气，擦得太亮，反倒露了穷相。 人与自然的对话，从来不是简单的比葫芦画瓢。 是老农蹲在田埂上看云彩识天气，是木匠量房时在墙角留道弧形排水槽，是母亲叮嘱女儿“别把脸擦太白，有点血色才好看”——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智慧，比书本上的道理更鲜活，也更贴心。 毕竟，大地不会说谎，就像人的心性，藏在眉眼间，露在手脚上，骗不了自己，也瞒不过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