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年仅14岁的司徒美堂怀揣母亲借来的50元龙银，从广东开平县赤坎镇启程，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初到美国，迎接他的不是旧金山的繁华，而是白人的歧视与欺辱——刚下船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脏东西扔了一身，这一幕让他终身难忘。 加阑街808号会仙楼的后厨，成了他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 每天凌晨4点，当旧金山还在沉睡，他已经站在灶台前揉面，沾着面粉的袖口从早湿到晚，一直忙到深夜收摊，月薪只有12美元。 可每个月发薪日，他总会把硬币仔细包进油纸，托人寄回广东老家——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盼信的模样，是他不敢懈怠的理由。 那时的唐人街，流氓吃霸王餐是常事。 有天傍晚，绰号“蛇皮威廉”的白人混混掀了桌子，盘子碎片溅到邻桌老人脸上，服务员吓得缩在角落。 司徒美堂抄起手边的铁勺就冲了上去，拳头带风，三拳打翻对方，一脚踢到街上——这一幕被跑堂的用粤语喊成“美堂哥好嘢”，很快传遍了几条街。 但真正的跟头，在几年后等着他。 1886年的一个雨夜，三个醉汉砸了餐馆柜台，拉扯中司徒美堂失手打死了其中一个白人。 监狱铁门关上时，他才明白：单个华人的拳头再硬，也扛不住美国法律的天平——那时的华人，连作证的资格都没有。 是洪门致公堂的兄弟们凑钱请律师，四处找证人，硬生生把死刑改成了10个月监禁。 出狱那天，阳光刺得他眯起眼，手里攥着狱友塞的半个窝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抱团，得让华人在异国他乡有个能撑腰的“家”。 1894年，波士顿一间20多平方米的铺面挂起了“安良餐馆”的木牌。 800美元租金是他攒了六年的血汗钱，灶台边的小桌成了最早的议事点——来吃饭的华人只要说句“受欺负了”，他就放下炒勺带着人去评理。 有人说他照搬洪门的“双花红棍-白纸扇-草鞋”体系，可他不在乎：管他谁首创，能护着同胞就行。 双花红棍是武把子，肩绣红花，专打不平；白纸扇是智囊，摇着扇子出主意；草鞋跑断腿，把消息送遍唐人街的每个角落。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1903年，这个连律师费都舍不得多花的人，竟请了个年轻律师当法律顾问。 律师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成了美国总统。 罗斯福曾盯着账本问他：你们寄钱回家眼睛都不眨，怎么捐给安良堂就那么痛快？ 他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看着窗外飘扬的龙旗说：罗斯福先生，你见过被马粪砸中的孩子吗？那时候我就知道，祖国不强，我们在这儿永远是“黄皮猴子”。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他把餐馆后厨改成联络点，趁着炒青菜的间隙听革命道理；抗战爆发，他带着安良堂挨家挨户募捐，账本上记着六千九百万美金——那是无数华人洗衣工、餐馆伙计省下的活命钱。 有人说他是“江湖投机者”，可同时代的大佬们忙着攀附权贵时，他却在1949年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开国大典那天，他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小红花，望着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想起了14岁那年在旧金山码头的屈辱。 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海外华人能挺直腰杆说：我是中国人。 这世上从不缺靠拳头吃饭的江湖客，缺的是把“江湖义气”酿成“家国大义”的人。 就像他常对安良堂的兄弟说的：拳头能护一时，祖国强大才能护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