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那年头刚打完仗，全国上下都在忙着把碎成渣的日子重新拼起来。 徐恩三十多岁，肩上的军装换成了打补丁的粗布褂子，手里的枪杆子变成了空烟袋——撤职文件上“作风不当”四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夜里总翻身。 家里的八仙桌缺了条腿，用砖垫着，妻子纳鞋底的麻线在油灯下抽出细细的影子，那是全家唯一的进项。 他蹲在仓库门口抽烟，看着麻袋堆到房梁的黄豆，麻袋缝隙里漏出的豆子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打仗时他带着兵守过粮站，知道怎么看粮食成色，怎么估运输成本，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本事了。 揣着跟亲戚借来的钱，他坐了三天三夜的闷罐火车，跑遍了三个省的粮站，最终在一个雨天的粮行里，听见掌柜说“黄豆价低，家家都要吃”，心里才算落了底。 三十万斤黄豆拉回家时，他站在仓库门口叉腰笑，觉得好日子就要从这些圆滚滚的豆子里长出来。 可不到俩月，粮站门口贴出新告示，南方新豆上市，价格一天比一天往下掉，掉得他夜里听见豆子滚动的声音都心慌。 仓库租金是每月一斗米，借款利息像春草似的往上蹿，邻居王大爷劝他：“趁还能回点本，赶紧出手吧。”他把烟袋锅磕得邦邦响，没吭声。 妻子就是那天晚上端着一碗稀粥进来的，粥里飘着几粒没磨开的黄豆。 “磨成豆腐吧，”她把筷子放在碗沿，“早市上张婶的豆腐摊，每天不到晌午就空了，咱豆子现成的，亏不了。” 徐恩盯着碗里打转的黄豆，忽然想起在东北打仗时，雪地里没粮食，炊事班用冻硬的黄豆磨成粉煮糊糊，那糊糊喝下去，居然也扛过了三天三夜的阻击战。 他连夜找了两个老部下，在仓库角落里支起石磨，磨盘转起来时吱呀响，像极了当年部队行军的独轮车。 第一天磨的豆腐散成了渣，妻子蹲在灶台边掉眼泪；第二天他把泡豆的时间从两个时辰改成三个时辰，豆腐总算成型，却带着股生豆味；第三天凌晨，他盯着磨盘上的豆浆沫子，忽然想起部队煮糊糊时要先用柴火炒豆子，赶紧让老部下架起铁锅——那天清晨的豆腐，在早市上被抢得精光。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镇上饭馆的掌柜提着篮子来订货，连供销社的主任都来看热闹。 有人说他“败军之将还能翻身”，也有人说“不过是走了狗屎运”，他不辩解，只是每天凌晨三点准时站在作坊门口，盯着伙计们把豆腐切成方块，码进铺着湿布的木盘——就像当年在阵地上，他总要亲自检查每个士兵的枪膛是否擦干净。 仓库里的黄豆一天天少下去，账本上的红笔字（欠款）慢慢被蓝笔字（进账）盖住。 不到半年，他还清了所有借款，还在镇上盘下了两间铺面，挂上“徐家豆腐”的木牌。 那年冬天，他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雪花落在刚出锅的热豆腐上，滋滋化成水，忽然觉得，这比当年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机枪还踏实。 并非所有退伍军人转型都这么顺。 隔壁县的老李，也是退伍兵，学着囤棉花，结果碰上棉花降价，最后把房子都卖了；还有人想搞运输，却因为不懂路况，车翻在山沟里。 徐恩常说：“不是穿上军装就啥都能成，得把部队里的‘稳’和市场上的‘活’捏到一块儿——就像磨豆腐，豆子要泡透，磨要转匀，火候差一点都不行。” 战后那几年，国家鼓励个体经营，像徐恩这样的退伍军人不在少数。 他们带着战场上的狠劲和纪律性，一头扎进陌生的市场，有人栽了跟头，有人爬了起来。 或许正是这种“摔打出来的韧性”，让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慢慢长出了商品经济的嫩芽——而徐恩的豆腐坊，就是其中最嫩也最犟的那一株。 后来他办了工厂，上了机器，生产豆腐干、腐竹、豆浆粉，产品卖到了外省，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记者来采访，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指着车间墙上的标语——“豆腐如兵，质不可松”，那是他用毛笔写的，字里还带着当年在沙盘上画行军路线的力道。 他招了不少退伍军人，说“这些人靠得住，枪林弹雨里没怂过，磨豆腐更不会偷工减料”。 从仓库里堆成山的滞销黄豆，到流水线上打包的出口腐竹，徐恩的人生在磨盘转动的吱呀声里，转了个最实在的弯。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年顶撞领导被撤职，他总是蹲在厂区的老槐树下抽烟，烟圈飘散开，才慢悠悠地说：“要是没那一下，我现在可能还在哪个仓库里数麻袋呢——人生哪有白走的路？豆子磨碎了，才能做成豆腐；人摔疼了，才知道哪条道能走通。”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一个被撤职的退伍军人，能靠一板板豆腐撑起一个工厂。 但在那个处处是限制也处处是机会的年代，像徐恩这样的人，用最笨的办法——磨碎困境，熬煮时光，最终让日子在豆浆的醇香里，慢慢变得滚烫而扎实。 而那些麻袋缝隙里漏出的、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黄豆，最终都变成了照亮人生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