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5岁的刘亚楼因为操劳工作，英年早逝。离世前，他叮嘱自己的混血妻子：务必改嫁！妻子后来怎样呢？ 1945年，刘亚楼35岁。他之前有过婚姻，但因为战乱和革命，结局都很凄凉。虽然顶着少校军衔，人长得也精神，还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在个人问题上，他是真的不想折腾了。 大连市委的领导们可不干，市长韩光心里盘算着：这么优秀的将领，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怎么行？ 在大连市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位年轻的女代表上台发言，控诉日军暴行。这姑娘一开口，台下的刘亚楼眼睛就亮了。这姑娘长得太特别了，典型的中俄混血长相，说话办事干脆利落。 她就是翟云英，那年才17岁，是大连的一名小学教员。 韩光市长一看有戏，立马牵线搭桥。可刘亚楼一听姑娘才17岁，第一反应是摇头：“这不行，差了18岁，都能当她叔叔了，这不合适。” 但韩光没放弃，还是安排两人见了一面。这一见，这层窗户纸就捅破了。刘亚楼被翟云英的青春活力吸引，翟云英也被这位成熟稳重、满身故事的军人迷住了。 1947年，两人结婚了。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份安稳比黄金还贵。 蜜月还没度完，刘亚楼就上前线了。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他忙得脚不沾地。翟云英呢？她没有像传统主妇那样只围着锅台转，她想跟在丈夫身边。 有一次，翟云英去前线看望丈夫，发现刘亚楼熬得双眼通红，胡子拉碴。她心疼得直掉眼泪。刘亚楼却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做军人的妻子，很苦吧？后悔了吧？” 翟云英的回答特别硬气：“不后悔！只要能看着你，我就知足。” 其实刘亚楼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工作性质，随时可能牺牲。他对妻子的爱，不是那种天天腻在一起的“宠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奉命组建空军。这可是从零开始的大工程，压力大到难以想象。看着妻子整天围着自己转，刘亚楼做了一个决定：把怀孕的妻子送去上大学。 当时翟云英想留在家里照顾他，刘亚楼却板起脸教育她：“你还年轻，不能光围着我转。你要有自己的本事。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你得能独立活下去，还能把孩子拉扯大。” 在他的坚持下，翟云英考进了大连医学院，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现在回过头看，刘亚楼当年的这份“狠心”，恰恰是他对妻子最深沉的爱。他已经在为自己可能缺席的未来，给妻子铺路了。 建国后的十几年，是刘亚楼最忙、最累，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他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从空军的条令条例，到飞行员的选拔训练，甚至连营房幼儿园滑梯刷什么颜色的漆，他都要亲自过问。 1964年，刘亚楼出访罗马尼亚归来，脸色蜡黄，腹部胀痛。翟云英是医生，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硬拉着他去检查。 结果如晴天霹雳：原发性肝癌，晚期。 周总理急得从香港调特效药，毛主席亲自批示要全力救治。可刘亚楼在病床上，满脑子想的还是工作。护士不让他看文件，他就发脾气；部下来汇报工作，他强撑着坐起来听。 时间到了1965年5月，刘亚楼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在最后的时刻，他把翟云英叫到床前，交代了那个让他牵挂一生的“三件事”。这不是什么财产分配，全是责任： 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靠劳动吃饭，不能搞特殊化。要替我给老父亲养老送终。一定要帮岳母找到她在苏联失散多年的亲人。 交代完这些，他才说出了文章开头那句让翟云英心碎的话：“务必改嫁。” 刘亚楼走了，留下37岁的翟云英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一位年迈的盲人老父亲。 这三个承诺，她完成得怎么样？ 关于孩子：她管教得极严，几个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没人打着父亲的旗号搞特权。 关于公公：她把盲人公公接到身边，像亲生女儿一样伺候。公公晚年生活得非常安详，直到离世。 关于寻亲：这是最难的一件。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几个苏联亲戚，简直是大海捞针。但翟云英这股子韧劲儿上来了。她跑遍了相关部门，写了无数封信，查阅了海量的档案。 这一找，就是整整20多年。 直到1986年，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也就是在那个夏天，翟云英终于收到了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回信！随后，她带着年迈的母亲安娜，在边境见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亲妹妹。 那一刻，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抱头痛哭。翟云英站在旁边，手里紧紧攥着刘亚楼当年送给她的那块苏联坤表，心里默默念叨：“亚楼，你交代的任务，我终于都完成了。” 后来，每年清明节，翟云英都会带着鲜花去八宝山看望刘亚楼。她总是会掏出手帕，一点一点擦拭墓碑上的灰尘，就像当年给他擦拭额头的汗水一样。 直到2021年，93岁的翟云英老人安详离世。她终于可以去见那个让她等了56年的“白马王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