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不开凿大运河，隋朝就不会二世而亡？ 在很多人的历史认知里，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是隋朝短命的“致命原罪”。百万民夫被强征劳作，死者不计其数，最终逼得百姓揭竿而起，偌大的王朝短短三十八年便分崩离析。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假设：若隋炀帝当初没有兴师动众开凿大运河，隋朝是不是就能摆脱二世而亡的命运？ 事实上，这种说法不过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了单一因果，大运河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骆驼早已因统治者的野心、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基础的动摇，濒临崩溃。就算没有大运河这个工程，隋朝的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运河本身并非祸根，真正的问题在于隋炀帝急功近利的施政风格，以及他对民力的无度透支。 从历史背景来看，开凿大运河的初衷其实有着现实合理性：经过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南方经济已远超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和财赋重地，而隋朝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长安，南北物资运输全靠陆运，成本高且效率极低。 大运河的贯通，本是为了打通南北经济动脉，加强中央对南方的控制，甚至为东北用兵提供粮草补给，从长远来看是功在千秋的工程。 但隋炀帝的错误在于，他把这项本应循序渐进的工程，当成了彰显个人权威的工具，短短六年内便强征数百万民夫分段开凿，监工严苛到工地上的民夫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运送尸体的车子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无数家庭因此破碎，民间怨声载道。 更致命的是，大运河工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一系列劳民伤财的举措叠加在一起，彻底超出了王朝的承受极限。 就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还在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宫殿楼阁极尽奢华，每月都要征调两百万民工日夜赶工，十个月的工期里，差不多一半的民工都没能活着看到工程结束。 他频繁巡游江都，每次出行都带着数十万随行人员，乘坐的龙舟高达四五十尺，里面宫殿、朝堂、寝宫一应俱全，全用金玉装饰，沿途州县不仅要修建行宫，还要被迫献上山珍海味，吃不完的就直接就地掩埋。 地方官员为了接待更是横征暴敛；而真正让隋朝元气大伤的，是他执意发动的三征高句丽之战。 从大业八年开始，隋炀帝先后三次御驾亲征，第一次便征调士兵一百一十三万，负责运输粮草的民夫更是多达两百多万，几乎掏空了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 农田无人耕种，大片土地荒芜，再加上黄河流域连年水灾，饥荒蔓延，百姓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萨水之战，隋军主力遭伏击惨败，三十多万作战部队最后回来的只剩两千多人，民夫死得更是尸横遍野。 就算没有大运河，以隋炀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也必然会有其他工程或战争来消耗国力。他自视甚高，曾直言“天下人言吾骄奢，然使吾为尧舜，汝等亦不称颂”，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让他听不进任何劝谏。 开国功臣高颎、贺若弼只因对他的施政提出异议，便被随意处死，朝堂之上再也无人敢直言进谏。 他颁布的《大业律》本已删除“十恶”条款，减轻了刑罚，可后来为了镇压百姓，又重新启用严刑峻法，对反抗者株连九族，杨玄感起义失败后，牵连被杀者就达三万余人。 在他的统治逻辑里，王朝的财富和民力都是为了满足他的野心而存在的，无论是修建运河、营建宫殿，还是远征高句丽，核心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万世之功”。 这种不顾民生底线的统治方式，就算没有大运河这个导火索，也迟早会因其他压垮百姓的举措，引发全面的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