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日军军车的轰鸣声打破高庄村的宁静时，伪保长郭孟娃正把女儿往炕洞里塞。为了保全自家骨肉，他在日军的花名册上划下了侯冬娥的名字——这个丈夫参军抗日、独自带着五岁儿子和刚满月女儿的女人，成了替罪羊。 当刺刀架在邻村姑娘脖子上时，侯冬娥突然从人群里走了出来，怀里还揣着给女儿温着的米汤罐。“我跟你们走。”她没看郭孟娃躲闪的眼神，只轻轻把米汤罐放在吓哭的孩子脚边。 炮楼里的日子，是五十多个日军用“发饷”名义编织的噩梦。她曾在墙缝里藏过半块碎瓷片，趁看守换岗时抵向手腕——可伊藤那句“你死了，就把全村女人都抓来顶数”的嘶吼，让她猛地松开了手。指甲掐进掌心，血珠渗出来，像极了女儿襁褓上的红点。 三个多月后，她被扔在村口雪地时，棉袄烂得露出棉絮，怀里揣着的米汤罐早就空了。爬回家推开门，看见的是女儿小小的身体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嘴唇干裂，再也不会哭着要奶吃了。 井台边的女人看见她，端着水盆就往旁边躲，唾沫星子落在她脚边的雪地上，“炮楼里出来的，脏了咱村的井！”她攥紧冻裂的手，突然吼出声：“当初被绑的要是你们闺女，你们也躲吗？”话音落，喧闹的井台瞬间静了，只有水桶晃荡的声音。 丈夫李双喜是半年后回来的。他没进屋，就在院门口站着，接过邻居递来的儿子，看都没看她一眼。她想说女儿饿死的事，想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可他转身就走，背影比炮楼的墙还冷。 她搬进村边的破窑，靠给人缝补浆洗换口吃的。捡回的远房侄子长到十岁，有天突然哭着跑了，说同学骂他“炮楼婆”的侄子。她坐在窑洞口，看着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半天没捡起来。 1991年春天，村里来了个叫张双兵的年轻人，挨家挨户打听“那时候的事”。当他问到侯冬娥时，她正坐在炕上纳鞋底，线绳在布满皱纹的手上绕了三圈，才慢慢说：“我去。” 第二年，68岁的侯冬娥拄着拐杖，走进了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成了大陆第一个公开身份控诉日军暴行的“慰安妇”受害者。此后五年，她五次赴日，每次爬法院的台阶都要歇三回，伊藤当年的威胁声总在耳边响——可这次，她没松手。 1994年清明前，她躺在窑洞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她和李双喜成亲时拍的，照片上的她梳着辫子，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邻居发现时，照片边角已经被她攥得起了毛边，桌上还放着没写完的申诉信，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黑团，像一滴永远干不了的泪。 她到死都没等来一句道歉。可那些她用命护住的乡亲，后来在她坟前烧纸时，终于敢说一句：“冬娥，对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