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看到多年未见的他，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人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手指微微颤抖，嘴唇翕动了半天，最终只化作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往下淌。黄旭华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紧紧攥着那双枯瘦如柴的手，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似的，千言万语只剩哽咽：“娘，儿子不孝，回来晚了！”这一幕，看得在场的亲人无不落泪——谁能想到，这个让老母亲盼了整整30年的儿子，不是忘了家，而是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国家最隐秘、最艰难的国防事业。 1958年的那个夏天，34岁的黄旭华刚在上海交大任教不久，就接到了一份绝密电报。组织告诉他，国家要研制核潜艇，让他立刻带队前往四川大山深处的秘密基地，“隐姓埋名，断绝一切外界联系”。彼时，他的妻子李世英刚生下小女儿，母亲还在广东汕尾老家盼着他常回家看看。可面对这份关系国家安危的任务，他没敢多犹豫，只匆匆给妻子写了封信：“临时出差，归期不定”，就带着简单的行李，钻进了茫茫群山。 这一去，就是30年。核潜艇研制是绝对机密，别说回家，就连给家人写信都要反复斟酌，不能透露半个字关于工作的信息。母亲在家乡望眼欲穿，多次托人打听儿子的下落，有人说他去了国外，有人说他犯了错误被下放，甚至还有人说他已经不在人世。每当有人提起这些，老人总是默默摇头，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固执地守着空荡荡的家，把儿子年轻时的照片擦了又擦，盼着有一天能听到他的消息。 黄旭华在大山里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艰难。当时中国没有任何核潜艇资料，国外对我们严密封锁，连一张清晰的图纸都找不到。他和团队成员只能靠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核潜艇模糊照片，再加上苏联专家留下的半本残缺手册，从零开始摸索。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日夜不停地演算数据；没有实验设备，就用铁皮桶、陶土罐搭建简易装置，反复测试；山里条件艰苦，吃的是粗粮，住的是茅草屋，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可没人敢有半句怨言——他们心里都清楚，没有核潜艇，中国在国际上就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就可能再受列强欺凌。 最让他煎熬的，是对家人的牵挂。有一年，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病重，想最后见他一面。黄旭华拿着电报，在实验室外的山坡上坐了一夜，眼泪打湿了衣襟，却始终没敢回去——他知道，自己一旦离开，手头的关键实验就可能前功尽弃，而这背后，是国家十几年的投入和无数人的心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没能送最后一程，只能在心里默默给父亲磕了三个头，转身又钻进了实验室。妻子李世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多少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从来没在信里抱怨过一句，只反复叮嘱他“注意身体，安心工作”。 198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迎来最关键的深潜试验——这是检验核潜艇能否实战的核心环节，当时世界上已有多艘核潜艇在深潜时失事。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力排众议，坚持亲自下水：“我是总设计师，我对潜艇的安全性最有把握，我不下水，谁下水？”潜航到水下极限深度时，潜艇外壳发出刺耳的挤压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直到潜艇成功上浮，整个基地都沸腾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深潜能力的国家，从此，中国海军有了真正的“深海利剑”。 试验成功后，组织终于批准他“顺道”回家看看。当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出现在老家门口时，95岁的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了——30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家人告诉母亲，这就是她盼了30年的儿子，老人盯着他看了许久，才缓缓抬起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泪水再次决堤。黄旭华后来才知道，母亲这些年从来没怪过他，只是常常对着他的照片念叨：“儿子肯定是在做大事，等他忙完了，就会回来的。” 30年隐姓埋名，30年家国分离，黄旭华错过了父亲的葬礼，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陪伴母亲安度晚年的时光。可他从来没后悔过——正是因为他和团队的默默奉献，中国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让我们的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他常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他用一生践行的誓言。 如今，黄旭华已经100多岁了，可他依然牵挂着中国的核潜艇事业。那些像他一样为国家国防事业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名声，没有光鲜亮丽的生活，却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他们的家人，同样值得我们敬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家人的理解和坚守，才有了科研工作者们毫无后顾之忧的冲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