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跟这九种人深交，以免惹祸上身。 第一种不可深交的，是好占便宜、贪小失大者。早年曾国藩初入京城为官，月薪仅四两银子，同乡中有人总以家眷患病为由借钱，转头却在琉璃厂挥霍淘字画。曾国藩拮据时委婉提及还款，对方竟反唇相讥，指责他读书迂腐、不顾情面。 后来太平军围城，此人率先投靠伪政权，临刑前仍在喊冤，全然忘了昔日受助之恩。湘军初建时，帐下文书陈升写得一手好字，却在抄录军报时私扣阵亡将士三成抚恤银，美其名曰“办公损耗”。曾国藩虽未当即处置，却早已将其归入不可用之列，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陈升私刻关防卷款潜逃，最终被太平军乱刀砍死在湘江河畔。曾国藩在日记中批注：“贪小利者必忘大义，与其缠斗，不如早离，免生祸端。” 第二种是恩怨颠倒、是非不分者。同治元年安庆城稳定后，曾国藩曾向幕僚提及早年在长沙办团练的经历。当时参将李迪庵曾因军纪问题被他当众训斥，后李迪庵战死三河，其弟竟跪在辕门外大肆谩骂，称“曾剃头害死我兄”。可此人全然忘却，当年其母病重时，是曾国藩垫付汤药费，也是曾国藩保荐李迪庵从把总一路升至副将。这类人心底无秤，不分好歹，你对他的恩惠转瞬即忘，稍有不满便会反目成仇。曾国藩深知，与这类人相交，非但得不到回报，反而可能被倒打一耙，徒增无谓的麻烦。 第三种是阿谀奉承、口蜜腹剑者。晚清官场盛行趋炎附势之风，曾国藩对此极为警惕。他曾遇到过这样的幕宾，专挑上司喜好说话，对决策中的疏漏视而不见，满口奉承之词，转头却在背后散布流言、窃取机密。同治三年的一场朝会，有御史突然弹劾曾国藩“拥兵自重”，言辞激烈，事后查明，此人正是当年在江西赈灾时因私扣粮款被曾国藩罢免的县令，如今攀附新贵，专程前来寻仇。这类人眼中唯有利益，奉承是为了索取，一旦目的未达或反目，便会不择手段构陷，远比明枪易躲的对手更危险。 第四种是落井下石、见利忘义者。曾国藩认为，人在顺境时交友易，逆境时方能见人心。咸丰七年，他在荷叶塘守制期间，因父亲去世、战事不利双重打击，一度陷入低谷，不少昔日往来密切的官员、同乡纷纷避之不及，更有甚者趁机散布他“治军无方”的谣言，试图踩着他向上攀爬。相反，那些真正的益友，即便自身难保，也会送来书信慰藉。这让他愈发坚定，落井下石者不可交，他们今日能在你落魄时幸灾乐祸，明日便可能为了利益出卖盟友，与这类人相交，无异于养虎为患。 第五种是志不同道不合者。曾国藩一生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全力推进洋务运动，力求挽救晚清危局，因此对思想顽固、胸无大志的迂腐之人避之不及。早年在长沙书院求学时，他曾与几位同窗交往，这些人沉迷科举八股，鄙视实务，动辄宣称“读书无用，唯有功名可贵”，对西方先进技术更是嗤之以鼻。曾国藩与之辩论数次后便不再往来，他深知，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志不同者强合，只会被其狭隘眼界拖累，消磨进取之心，甚至在关键决策上产生分歧，引发祸端。 第六种是不孝不悌、德行有亏者。曾国藩始终坚信“百善孝为先”，认为一个人若连至亲都不尊重善待，更难真心对待他人。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曾遇到一位武弁，作战尚可，却长期克扣母亲的医药费，甚至对兄弟拳脚相加。曾国藩得知后，当即拒绝了其升职的请求，即便有人说情也不为所动。他深知，德行是立身之本，不孝不悌者往往自私自利，毫无底线，与这类人共事，迟早会因其品行缺陷牵连自身。 第七种是优柔寡断、全无主见者。军旅生涯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关键时刻的决断力直接关乎成败，因此绝不与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者深交共事。有次攻打太平军据点，一位将领因过度犹豫，错失攻城良机，导致湘军损失惨重。事后曾国藩查明，这位将领凡事都要听从他人意见，毫无自己的判断，遇到风险便畏缩不前。这类人不仅难以成大事，还会在危急时刻拖累团队，引发连锁灾祸。 第八种是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者。曾国藩交友极重诚信，认为“人无信不立”。早年他曾资助一位同乡赴京赶考，对方承诺考中后归还银两，结果高中后却绝口不提，甚至谎称从未借过钱。后来此人因贪腐被查处，曾国藩毫不意外。他深知，反复无常、言而无信者，毫无契约精神，与之相交，随时可能被其背叛，无论是财物往来还是事业合作，都暗藏风险。 第九种是德薄量小、嫉贤妒能者。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他始终鼓励下属各展其长，因此对嫉贤妒能、心胸狭隘者尤为警惕。有位幕僚见李鸿章才华出众，深得曾国藩器重，便暗中散布李鸿章的谣言，甚至在起草文书时故意篡改内容，试图破坏李鸿章的差事。曾国藩察觉后，当即将其辞退。他明白，德薄量小者见不得他人好，会因嫉妒心生歹念，暗中使绊子，不仅会破坏团队氛围，还可能引发内部纷争，动摇成事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