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陈宝仓站在家门口抽烟，看着街对面停了一整天的黑色轿车。他在保定军校学的不是打仗，而是怎么在危险里活下去。那辆车的意思很明白：他被盯上了。 烟卷燃到指尖，烫得他下意识缩回手，可眼神里没有半分慌乱。他太清楚这种无声的威慑——国民党败局已定，此刻的特务系统像疯狗一样乱咬，凡是有过“异常痕迹”的人，都成了他们最后的猎物。陈宝仓掸了掸落在中山装肩头的烟灰，转身推门进屋，关门的瞬间，指尖已经摸上了桌底暗藏的微型电台——这是他和吴石约定的紧急联络工具，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启用。 谁能想到，这位身着中将制服、手握兵站后勤大权的国民党高官，早已是中共地下情报网的核心骨干。保定军校的三年，他学的不只是战术推演、枪械拆解，更有教官私下传授的“生存哲学”：“越是危险，越要沉住气，敌人要的是你的慌乱，你偏要给他们看从容。” 当年北伐战场，他曾孤身被困敌营，靠着装成伙夫混出重围；抗战时期，他在昆仑关战役中带着伤兵躲进山洞，硬是靠野菜和雨水撑了七天七夜。这些刻在骨子里的冷静，此刻成了他最锋利的武器。 街对面的黑色轿车里，两个特务正通过车窗紧盯房门，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监视陈宝仓，伺机抓捕”。可他们不知道，自己盯上的“猎物”，早就在他们停车的那一刻，就通过窗帘的缝隙摸清了车型、车牌，甚至从轮胎磨损程度判断出这是刚从台湾调过来的行动组——国民党撤退前的特务系统混乱不堪，只有台湾来的嫡系才配用这种美式轿车。陈宝仓坐在沙发上，给自己泡了杯浓茶，脑子里飞速盘算：最近一次传递江防布防图是三天前，接头人是吴石的心腹，按说不会暴露；难道是郭潜那边出了问题？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立刻否定——郭潜虽然已经叛变，但未必知道自己和吴石的深层关联，特务此刻的监视，更可能是广撒网的排查。 他端起茶杯，故意走到窗边拉开一条缝，目光不经意扫过黑色轿车。这一瞥，让车里的特务立刻坐直了身子，可陈宝仓只是慢悠悠喝了口茶，转身走到书桌前，拿起一本《孙子兵法》翻看起来。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可他的手指却在桌下敲击着摩尔斯电码——“敌已监视，速转移核心情报”。这是他和吴石约定的简易密码，通过书桌的木质纹理传递，即便特务闯进来，也只会以为他在随意敲击桌面。 夜色渐浓，街灯亮起，黑色轿车依然纹丝不动。陈宝仓知道，不能再等了。他起身换上一身便装，把微型电台拆开，零件分别藏进鞋跟、衣领和烟盒里——这些都是他在保定军校学到的藏匿技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敌人想不到你会把机密藏在日常用品里”。他还在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件满是补丁的旧军装，那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此刻却成了他的“护身符”——万一遇到盘查，这身衣服能暂时麻痹敌人，让他们以为他只是个怀旧的退役军官。 出门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妻子和孩子笑得灿烂。他伸出手，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妻子的脸颊，眼底闪过一丝柔软，随即又被坚定取代。他知道，自己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他更清楚，手里的情报关系着华南战场的胜负，关系着无数解放军战士的性命。“为国尽忠，便是对家人最好的交代”，这是他当年加入地下党时对自己说的话，如今依然掷地有声。 陈宝仓锁好房门，故意放慢脚步，沿着街边慢慢走，路过杂货铺时还停下来买了包烟，和老板闲聊了几句家常。街对面的黑色轿车果然跟了上来，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他心里冷笑，这种水平的跟踪，在他眼里简直是小儿科。走到一个拐角处，他突然加快脚步，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这里是他早就摸清的“逃生通道”，胡同尽头有一扇虚掩的后门，通向另一条大街。 特务们急忙停车追赶，可等他们冲进胡同，早已没了陈宝仓的身影。而此刻的陈宝仓，已经换上了那件旧军装，混在一群下班的工人里，朝着吴石约定的秘密联络点走去。街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摸了摸藏在衣领里的电台零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情报安全送出去，哪怕付出生命代价。 这位从抗日战场走来的将领，此刻用保定军校学到的生存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场惊险的“金蝉脱壳”。他知道，这只是危机的开始，国民党特务绝不会善罢甘休，但他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潜伏多年，他见过太多同志牺牲，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放不下的，是未竟的事业，是新中国的曙光。 陈宝仓的冷静与智慧，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无数次生死考验磨砺出来的。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勇者，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街对面那辆黑色轿车，不过是他潜伏生涯中又一个小小的插曲，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