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 落地那一刻，机舱外阳光刺眼，空气里有熟悉的湿热味。毛森穿着整洁的深色中山装，头发梳得齐整，只是轮椅暴露了他的衰老。他抬眼望出去，街景变了模样，高楼代替了当年的石库门巷子，车流密集得让他一时辨不出方向。陪同人员轻声介绍这是虹桥，他微微点头，眼神却在人群里寻找某种旧影——那是他在1949年前熟悉的轮廓，如今只剩心底残存的记忆。 毛森出身浙江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年轻时考进黄埔军校，后来进入军统，一步步升到上海区区长。那段岁月，他经手过无数机密案件，抓捕、审讯、策反，手段冷硬，也让他在当年被视为铁腕人物。可到了1949年，大局已定，他随撤退潮离开大陆，辗转去了台湾，又在海外漂泊多年。离开时他不过四十出头，意气风发，想着总有回来的一天，却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三年。 漂在外的日子并不舒坦。语言隔阂、身份敏感，加上过去职务带来的标签，他很难真正落脚任何一个地方。他在南美做过生意，也尝试过教书，可总有人认出他的过往，好奇、探究甚至敌意的目光常伴左右。晚年的他身体垮得快，腿脚不便，说话也有些迟缓，唯一没丢的是那份对故土的执念。他说过多次，想亲眼看看上海变成了什么样，想闻一闻黄浦江的风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带腥味。 1992年的大陆，对外交流的大门已经打开，政策允许部分海外人士回乡探亲。毛森的申请经过层层审核，终于获批。这不是简单的旅行，更像是一场与时间和历史的对话。他心里明白，很多人对他的评价绕不开军统那段经历，可他更希望此行能被当作一个老人回家看看，而不是旧案重提。 抵沪后，他被安排住在一家安静的宾馆，窗外能看到不远处的街市。第一天，他没急着出门，只静静坐着，让眼睛适应久违的光影。随行人员问他想先去哪里，他沉默片刻，说想去外滩走走。那里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站在江边远眺，能看见租界的钟楼和国民党机构的旧址。如今的外滩，游人如织，江面上货轮与游船交错，拍照的笑声不断。他坐着轮椅沿堤慢行，有人认出他，低声议论，也有人上前请求合影，他一一应下，神情平淡，没有回避。 在上海的几日，他去了几处老街区，也参观了新建的博物馆。看到展出的近代史资料里有军统的介绍，他停下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敲着轮椅扶手。讲解员并未刻意跳过他的名字，而是客观陈述职务与时代背景。他听完，只说了句“时代走到这一步，个人的位置很小”。这句话轻，却藏了分量——他既没否认过去，也没为自己辩解，只是在承认历史格局里个体的局限。 有人问他，离开这么多年，回来会不会有遗憾。他说遗憾是有的，比如错过了看着儿女长大，错过了父母最后的时光，但更多的是庆幸还能在活着的时候踏上这片土地。他还去了父母的坟前，烧了香，鞠了三个躬。动作缓慢，却每一次都站得很直。那是一种仪式感的告别与接续，把断裂的亲情线重新系上。 此行并没有引发多少喧闹的报道，他本人也谢绝了大部分采访。对他来说，回上海不是要争取谁的谅解，而是完成自己的心愿。军统的经历注定让他在两岸历史叙述里处在复杂位置，可作为一个晚年返乡的老人，他展现出的更多是面对现实的坦然。有人说他回来是“落叶归根”，也有人说这是历史人物的最后一笔注脚，但无论哪种解读，都无法忽略一个事实——他跨过四十多年的隔绝，用一场安静的行程，把个人命运嵌回了时代的版图。 回看毛森的选择，其实有迹可循。离开大陆后，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但他晚年在异乡的孤独与身体的衰退，让“回家”成为唯一的精神支点。正是这种支点的牵引，让他顶着争议踏上归程。而大陆方面的接待方式，也体现了一种成熟——不回避历史，也不因人废言，给予基本的礼遇和尊重，让一场私人探亲保留在人性的范畴内。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人与土地的关系，有时会被政治与时代割断，但只要心里的根还在，总有人会在可能的时候回去看看。无论功过如何，那份对故土的凝视，本身就带着温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