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交的消亡与重生】（外交政策）12 月 17 日至 18 日，丹麦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委员会将召开第二届欧洲科学外交会议，届时将有 500 位高级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领域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轻松的国际科学合作蜜月期已经结束。二十年前，国际科学合作似乎势不可挡。学生交流、联合研究项目和共享基础设施不仅旨在推进知识发展、推动创新市场，更旨在培育世界主义价值观、加强外交关系。这些举措依赖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包括国际科技协议、专项资金支持和机构对接——而这种科学与政治的融合，也被称为科学外交。科学外交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创的一种软实力工具，旨在通过科学的全球声望，在海外树立更友好的美国形象。随着全球化和多边合作的兴起，科学外交也蓬勃发展，并在千禧年之交达到顶峰。当时，科学合作被广泛认为是创新的驱动力，也是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柱。随着欧洲高度工业化国家纷纷效仿，国际高等教育和科学合作，无论规模大小，都被热衷地贴上“实验室外交”的标签，并成为战略影响力的象征。2009年，欧盟通过强化《里斯本条约》框架下的欧洲研究区政策，将科学外交纳入自身战略。这使得布鲁塞尔能够协调科研与外交政策，以应对重大挑战，资助大规模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并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与其他权力集团展开竞争。然而，国际科学合作被视为集体、中立的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接踵而至，观察人士迅速宣布科学外交的终结。他们带着愤世嫉俗的讽刺，简洁明了地得出结论：软实力，就此作罢。但科学外交并未消亡，它正在演变。科学外交曾是理想主义者和桥梁搭建者的领域，如今却在支离破碎、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地缘政治裂痕加深，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技术重塑全球格局，开放、非政治化的研究交流时代正在让位于一个科学被用作战略工具——有时甚至是武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学在争夺主权、国家实力、经济实力和网络安全的激烈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简而言之，科学曾经象征着合作，如今却日益体现出竞争。国际科学不再是人们理想中和平、友爱与和谐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是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布局的高风险舞台。如今，国家利益主导着国际科学合作，将科学变成了地缘政治的战场。美国、中国和欧盟不仅在竞相创新，还在量子计算、聚变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竞相掌控科学突破。这些研究领域模糊了民用研究和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曾经可以泾渭分明地归类为民用或军用的技术，如今已密不可分，在两个领域同时发挥作用。例如，无人机既能优化农业生产，又能改变战争格局。人脸识别技术既可以解锁手机，也可以被用作监视和镇压的工具。如今，受现实政治影响的科学外交不仅在政府实验室展开，也在闭门科技峰会、企业董事会和国际组织的幕后渠道中上演。私营科技巨头和基金会已与国家一道，成为强大的科研实体，而它们的影响力往往缺乏公共问责，这引发了关于合法性和包容性的棘手治理问题。资金和权力日益分散，但谁来制定规则——谁又会被抛在后面——这些问题在科学界和政策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美国迄今为止尚未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实质性的监管或禁止，这向科技巨头传递了一个信号：美国对人工智能监管采取宽松的态度。而欧盟和联合国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欧盟基于灵活且风险导向的方法制定了其人工智能法案，而联合国则致力于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来构建全球共识，这些决议依赖于各个成员国的遵守情况。就连用来定义科学外交的框架也在被改写。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等全球重量级机构正在从开放合作模式转向强硬的战略，将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欧盟2025年科学外交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科学家自身也必须培养外交能力，因为科学建议在政治权力博弈中日益被边缘化。欧盟的目标是使科学家具备外交技能，例如处事圆滑、谈判技巧以及对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敏感性，即使是在同行评审或资金遴选等表面上属于科学范畴的场合。这些环境虽然本质上是技术性的，但也可能被政治化，因此要求科学家运用传统外交领域所具备的意识和技巧来应对这些环境。全球南方国家也在重塑格局。扩大的金砖国家集团（最初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现在包括埃及、阿联酋等）不仅参与到科学外交的对话中，而且还在改写剧本，将科研合作作为全球权力再平衡的杠杆。2024年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将科技合作置于议程核心，重点强调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量子技术和太空探索等领域是集体投资的优先方向。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续签了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该计划旨在协调联合研究项目、共享基础设施投资并促进金砖国家间的人才流动。————————————————————在全球范围内，有四大趋势正在重塑科学外交。首先，地缘政治极化正将科学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以制裁和技术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交流。国际大学协会202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严重扰乱了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国际研究联系，并警告称，国家安全和商业优先事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正以限制性国家政策取代全球合作。该报告还呼吁大学通过捍卫学术自由和开放探究来对抗政治和企业压力，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在科学外交领域角色转变的趋势。其次，新兴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相关规则的制定速度。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到2024年，近90%的知名人工智能模型将来自非国家行为体，高于2023年的60%。尽管许多公司都意识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存在风险，但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实质性行动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联盟已日益意识到监管颠覆性技术、提高透明度和建立核心责任原则的紧迫性，但它们都未能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应用与监管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如今，科学外交需要的是预测，而不仅仅是应对。最终，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必须达成协议，以构建灵活有效的治理结构，从而平衡创新与风险。第三，科技本身正在改变外交。传统的礼仪外交——即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所有礼节性设施——依然存在，但卫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已成为新型外交工具的一部分。为了跟上当今科技发展的步伐，外交部门需要招募能够洞察全球发展脉搏并协助制定政策的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一些外交部已经开始将数据科学家和数字分析师纳入其团队，但此类举措较为分散，远未得到全面推广。第四，曾经是冷战后流行语的全球科技“人才争夺战”已成为残酷的现实。一方面，战争、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世界部分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科学情绪，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因此，科学外交参与者必须致力于创造最佳条件，吸引并留住学者和学生。猎头这种在工业界和国内科研管理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对于那些寻求将人才招聘重新定义为营造包容文化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国家而言，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合法的策略。————————————————————科学外交不必放弃其世界主义理想，但必须正视残酷的现实。各国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人员都必须认识到，在许多国家，“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已被抛弃，而仅靠科学合作无法重建这些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在这方面，科学外交提醒人们一个严峻的现实：当今科学与跨国政治密不可分。研究人员不再孤立地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具有跨国影响。将地缘政治意识融入工作、培养外交素养、预见政治风险，同时推进开放、基于证据的交流，这些都是开展有效合作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强科学家的外交培训，并将政策相关性融入研究设计流程，科学外交可以超越象征性的姿态，产生切实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也必须认识到，国际科学合作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锦上添花，更是经济生存乃至国家安全的战略资产，尤其是在关键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招募更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并在外交部设立首席科学顾问，对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而言至关重要；对于全球观察机构而言，这也是一项必要的战略，因为它们需要将创新政策与伦理和地缘政治考量相结合。科技合作应被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建立连接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有能力成员的制度化渠道，以建立公众信任，并确保循证专业知识始终为决策提供信息。形势之严峻前所未有。科学外交不能再依赖于对开放交流时代的怀旧。如果没有健全且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外交体系，全球在气候行动、数字治理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努力将会举步维艰。科学外交无法解决所有危机，但它可以通过将科学融入全球决策架构，并确保以证据而非意识形态指导集体行动，从而塑造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作者蒂姆·弗林克是德国研究型制药公司协会未来和新兴技术经理。他是柏林洪堡大学的高级讲师，也是德国联邦议院的前科学顾问。Jan Lüdert是德国研究与创新中心纽约分部的项目负责人。Martin Wählisch是伯明翰大学政府人工智能中心的首位转型技术、创新和全球事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