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刚刚下班，回到家中，得知：“1位红军时期的老部下登门探望了。”一见面，老部下眼含热泪讲：“老首长，您还认识我吗？这次我登门，是求您给我写份红军时期的历史证明材料，我说的他们不信啊。 程子华刚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外套都没来得及挂好，抬头一瞅老部下，瞬间就愣了——这人头发白了快一半，梳得倒是整齐，可鬓角那几缕怎么压都翘着，像是还带着当年行军的糙劲儿；身上穿件洗得发蓝的灰布褂子，领口磨得发亮，袖口还补着块不太显眼的补丁，一看就是平时省着穿的。 他赶紧上前攥住老部下的手，一摸就觉出不对：掌心全是硬邦邦的老茧，指关节还有道浅疤，这不是庄稼人握锄头磨的，是当年扛枪、握刀柄、打绑腿勒出来的旧痕迹。 “怎么能不认识！”程子华的声音都有点发紧，拍了拍老部下的手背，“你是王二柱啊！当年在红二十五军，你跟在我身边当通信员，过秦岭的时候，你还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伤员，自己嚼了三天树皮！那时候你才十五岁，个子没枪高，扛着马枪跑起来比谁都快！” 老部下一听这话，眼泪“唰”就下来了，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滚，他赶紧用袖口蹭了蹭，声音带着哭腔：“老首长还记着我！我这俩月跑了三趟县民政所，跟他们说我1934年参的军，跟着队伍走了两万五，在直罗镇还缴过敌人的步枪，可他们说我没档案、没证人，说我是瞎编的……” 程子华听完，眉头拧成了疙瘩，拉着老部下往沙发上坐，又喊家里人倒热水：“你别急，不是下面的同志故意卡你，是那时候太乱了！当年咱们转移的时候，档案要么埋在山里，要么被敌人烧了，好多老战友要么牺牲了，要么跟队伍断了联系——基层同志没经历过那些年的枪林弹雨，单靠口头说，确实难辨真假。” 说着他就起身找纸和笔，钢笔吸墨水的时候，突然抬头笑了：“你还记不记得，陕北会师那天，你跟炊事班老李抢着烧开水，结果把锅底烧穿了个窟窿？我当时还骂你毛躁，老李在旁边直乐，说‘这娃是想让大家早点喝上热水’。” 老部下愣了愣，随即也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咋不记得！那口铁锅还是从敌人那儿缴获的，老李心疼了好几天，后来行军时总让我背着——说是‘让你长长记性’。” 程子华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写，笔走得飞快，连当年的时间、地点、一起作战的战友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补充了老部下没提的细节：“独树镇战斗那天，你左腿被子弹擦过，卫生员小张给你敷苦蒿，你疼得直咬牙，还嘴硬说‘这点小伤不算啥’，结果夜里疼得睡不着，偷偷用嘴咬着袖子哼唧。” 写完之后，程子华又仔细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了个红手印，把纸叠好递到老部下手里：“你拿着这个去，就说这是我程子华亲笔写的证明，要是还有人不信，让他们直接给民政部打电话，我跟他们说！” 老部下拿着那张纸，手都在抖，他想把纸揣进怀里，又怕折坏了，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兜，然后“咚”地一声给程子华跪下了——程子华赶紧扶住他，胳膊使了使劲才把人拉起来。 “老首长，您这是救了我啊！”老部下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是笑着流的，“我不是图啥待遇，就是想让我家小子知道，他爹当年没吹牛——我真的跟着队伍，从大别山走到了陕北！” 程子华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只是把桌上的热水往前推了推。 其实1978年那阵子，像王二柱这样的老战士还有不少。他们大多不识字，不会写复杂的申诉材料，战争年代的档案又在一次次转移中遗失，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和满身的伤疤，去证明自己曾经是红军、是八路军、是解放军。 程子华当民政部部长那几年，办公室里总堆着各地寄来的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程部长亲启”，里面大多是泛黄的纸，用铅笔头写着断断续续的经历——有些能找到证人，有些找不到，程子华就一个个打电话核实，实在不行就自己出面写证明。 有人说这是“特殊照顾”，程子华却摇头：“不是照顾，是还账。当年他们把命交给了队伍，现在队伍不能忘了他们。” 老部下走的时候，程子华送到门口，看着他揣着证明的背影，突然喊了一声：“王二柱！” 老部下回头，夕阳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鬓角那几缕翘着的头发，在风里轻轻晃着，像极了当年那个扛着马枪奔跑的少年。 “以后常来看看。”程子华说。 老部下用力点头，转身走了，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像是卸下了几十年的担子。 这样的战友情，不是官与兵的上下级，是一起在雪地里啃过树皮、在枪林弹雨中背过对方的生死之交——岁月能染白头发，能磨平伤疤，却磨不掉那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