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证是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拍照片，在当时日寇也算是下了大本钱了，目的就是控制老百姓。 那时候的照片，没有半点喜庆的意味，反倒像一道刻在脸上的屈辱印记。1937年以后，华北、华东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寇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良民证成了沦陷区百姓的“活命符”。相机在当年是稀罕物，多数百姓一辈子没拍过照，可日寇却逼着男女老少排队到据点拍照，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硬着头皮站在镜头前，脸上连一丝笑意都不敢有。 河北保定的老人王秀林曾回忆，1940年他12岁，跟着父亲去办良民证。日寇的照相馆就设在被征用的民房里，门口架着机枪，两个日本兵端着枪来回踱步。拍照时，日本兵用生硬的中文吼着“抬头！挺胸！不准动！”，父亲因为紧张肩膀耸了一下，就被兵痞用枪托狠狠砸在背上，疼得直咧嘴也不敢出声。“那照片拍出来，脸是僵的，眼神是慌的，哪像个人样？”老人说，当时大家都偷偷说，当时大家都偷偷叫良民证“亡国证”，揣在怀里比揣着烙铁还难受。 日寇花的“大本钱”，其实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办一张良民证，要交的“手续费”能抵普通家庭半个月的口粮，照片冲印还要额外加钱。很多穷人交不起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日寇以“无照流民”的名义抓走，要么被强征去做苦役，要么直接关进集中营。更过分的是，良民证每半年就要“年检”一次，每次都要重复交钱、拍照，日寇借着这个由头，反复盘剥沦陷区的百姓。 这张小小的纸片，藏着日寇最阴险的控制手段。良民证上不仅有姓名、年龄、籍贯，还标注了指纹、住址，甚至连脸上的痣、疤痕都要一一记录。日寇在各个路口、集市、关卡设立检查点，没有良民证或者证件信息与本人不符，轻则打骂，重则直接抓走。北平沦陷后，百姓出门买个菜、走个亲戚，都得把良民证攥在手里，遇到检查时双手递上，连大气都不敢喘。有史料记载，1942年天津某镇，有三位村民因为良民证丢失，被日寇怀疑是“抗日分子”，直接拉到村口枪毙示众。 日寇还通过良民证推行“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户有“异动”，全保连坐。保长、甲长都是日寇扶植的汉奸，他们拿着良民证登记册，每天挨家挨户清查人数，稍有可疑就立刻上报。山东济南的一位幸存者说，当时村里有户人家收留了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因为良民证上的人数对不上，被汉奸举报后，全家五口人都被日寇活活烧死在屋里，房子也被付之一炬。 很多百姓宁愿冒着风险，也不愿办良民证。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村民，纷纷躲进深山老林，组成“青纱帐游击队”，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破坏日寇的交通线、烧毁据点。没有良民证，他们就用树叶、树皮充饥，用布条做标记相互识别，哪怕饿死、冻死，也不愿向日寇低头。有位叫李桂兰的妇女，为了给八路军送信，故意把良民证扔在河里，被日寇盘查时，谎称证件丢失，硬是扛住了严刑拷打，没吐露半个字。 良民证的背后，是日寇妄图磨灭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阴谋。他们在证件上刻意模糊“中国”标识，把籍贯写成“大日本帝国某某省”，甚至强迫百姓在拍照时穿和服、学日语问候。可百姓们心里都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这张屈辱的证件永远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很多人在良民证的背面，偷偷用针尖刻上“抗日必胜”的字样，每次看到，就多了一份坚守的勇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区的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良民证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狠狠踩踏。那些曾经逼着百姓办证件的日寇和汉奸，有的被抓起来审判，有的仓皇逃窜。王秀林老人说，那天他和父亲把撕碎的良民证扔进火堆，看着火苗窜起来，父子俩哭了又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张小小的良民证，见证了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岁月，也记录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和百姓的屈辱与反抗。它提醒我们，所谓的“大本钱”，从来不是日寇的“仁慈”，而是他们殖民统治的工具。如今，良民证已经成为历史文物，陈列在各大抗战纪念馆里，每一张泛黄的纸片，都在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也在诉说着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与自由。我们要永远记得，一个国家的强大，才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只有不让历史重演，才能告慰那些在苦难中挣扎过的先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