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5年，吴德结束了他的一生旅程，在即将去世之际，他对身旁的女儿留下了一句简短的遗言，然而这句特殊的遗言却瞬间让女儿泪珠纷飞。 1995年的早春，在一家医院的病房内，空气显得格外凝重，此时躺在病榻上的老人已是气息奄奄，身旁的女儿吴敏正拿着湿润的棉签，小心翼翼地在他干裂的嘴唇上轻轻擦拭。 老人那双枯瘦得只剩下骨架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积攒最后的一点气力，这位老人正是曾经身居高位的吴德。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示意女儿靠近，吴敏赶紧把耳朵贴到父亲嘴边，原本以为会听到关于家庭积蓄或是身后安排的种种细琐，没承想，钻进耳朵里的却是断断续续的警告：“我这辈子没捞过好处……也没对不起老百姓……你，别学那些歪的。” 这话音还没完全落地，老人的眼睛便缓缓闭上了，这一刻，吴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留给她全部的“家底”——不是金条存折，而是一句沉甸甸的做人底线。 其实，这种近乎决绝的清白，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就在弥留之际的前几天，这位82岁的老人似乎是怕口说无凭，硬是撑着那口傲气，让家人拿来纸笔，亲手写下了一份更令人咋舌的“三条约法”。 在这张薄薄的纸上，没有对儿孙的荫庇，只有对自己彻底的“清算”：遗体直接捐给医学做研究；那套住了13年的房子立刻无条件交还给国家；至于自己费尽心血整理出的《吴德口述》一书的所有稿费，一分不留，全部捐给西北地区的贫困女童读书。 这一桩桩一件件拼凑起来，哪像是一个曾官至副国级干部的身后事？但这恰恰就是吴德对自己一生的证明，他对“身后名”看得极淡，甚至在那个大家都讲究排场的年代，他就早早定下了“三不”原则：不搞追悼会，不留骨灰，甚至不举行遗体告别。 要把这种“苦行僧”式的作风归结为一时兴起，那可是大错特错，这股子“倔劲”，其实早在1980年就初露端倪。 那一年，吴德虽然身体硬朗，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内的一切职务，他的理由简单得纯粹：属于他们这代人的任务完结了，得给年轻人腾地。 退下来的吴德，住进了东交民巷的一处寓所，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他的活动极小，就在书房的那杯茶和几本书之间打转，可在对待“公”与“私”的界限上，这个看似温和的老头却有着烈火般的暴脾气。 在这个家里，曾经发生过两件关于“车”的轶事，最能看透他的脾性，有一次，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座驾老旧，提出给他换辆新车。 换作旁人，大概顺水推舟也就受了，可吴德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直接回绝道：“有这换车的钱，都能给山区盖所学校了。”在他眼里，那是民脂民膏，烫手得很。 另一件事则更让他动了真火，女儿吴敏有次碰到急事，实在没招了，便临时挪用了父亲的一趟公车，吴德得知此事后，那一向慈祥的面孔瞬间大发雷霆，不仅把早已成年的女儿狠狠训斥了一通，事后还专门让人按照规定去补交了双倍的车费。 在他那套逻辑里，公家的便宜，哪怕是一分一厘，沾了就是犯罪，这没得商量，就连当初女儿想让他托关系找个好工作，也被他一句“靠本事吃饭，靠关系算什么能耐”给顶了回去。 这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本色，并非天生，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早在1913年，那个原名“李春华”的孩子出生在河北丰润的一个穷苦农家，幼年丧母的悲痛和遍尝人间疾苦的经历，给他打下了基础。 不论是后来他在唐山开滦煤矿组织工人大罢工，还是在抗日的烽火中脸上留下的疤痕，他始终都没把自己当成官，在唐山煤矿那会，他脱下长衫，和矿工们挤在地铺上，啃着发硬的窝头，那会儿他就明白，不和百姓在泥里滚在一起，就听不到真话。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百废待兴的天津当市长，还是在吉林主持农业，这种作风一点没变，那时候老百姓看到灌溉渠堵了正发愁，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身为领导的吴德鞋子一脱、裤腿一挽，光着脚就跳进泥水里掏泥。 即便是1966年临危受命调往北京，在那个极度动荡、哪怕维持水电供应都极为艰难的岁月里，他也努力维系着这座城市的运转，毛主席那句“吴德有德”的评价，不仅仅是说他能力过关，更是指他那份厚道和担当。 晚年看到电视里播放贪腐新闻，这老头会气得直接让关电视，甚至哪怕腿脚不便，也要亲自去反映情况，看不惯就是看不惯，这也是一种风骨。 直到2005年，他曾经居住的那间简陋公寓被改造成廉政教育基地，那张掉漆破旧的沙发和那份震撼人心的遗嘱，成了无声的教材，来往的人们读到那句“遗体捐献、房产上交、稿费助学”时，往往红了眼眶。 吴德其实从未离开，当西北那群从未谋面的女童拿着他的稿费走进学堂，当医学研究用他的躯体解开生命的谜题，当那套寓所时刻警醒着后来的为官者，人们才真正读懂了他临终那句话的重量，正如女儿吴敏后来感悟的那样：父亲口中的“没捞好处”，看似是亏欠了家里，实则是赢尽了人心。 信源：（《吴德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