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骂名。可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徐会之当年自首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令人感动的真相。 徐会之能接吴石的班，绝非等闲之辈。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他，早年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和陈赓、徐向前是同窗，毕业后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后来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不到30岁就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这样的履历，让他在国民党内部根基深厚，人脉遍布军政要害部门——这也是组织选中他潜伏的关键原因。 没人知道，这位在国民党阵营里春风得意的将领，早在1926年就秘密加入了我党。他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圆滑的处事，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里，一直潜伏在敌人心脏，为组织传递了无数关键情报。吴石牺牲后，国民党对潜伏人员展开疯狂排查，徐会之临危受命，接手了吴石留下的情报网络，成为我党在台湾最核心的潜伏力量。 1950年秋，就在他准备策反国民党某部高级将领时，意外发生了。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对方拿着家人的照片，威胁他要么自首交出情报网络，要么就看着亲人被处决。徐会之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一旦自首，不仅会背负千古骂名，还可能被组织误解为叛徒，但他更清楚，妻子和孩子是无辜的，而且情报网络里还有十几位同志的性命系于他一身。 保密局给他设了三天期限，每一天都有人来传递家人受刑的消息：妻子被灌辣椒水，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吓得整日啼哭。徐会之的心像被刀割一样，他悄悄给组织发了最后一封密电，只写了“舍身保节，万勿挂念”八个字，随后就走进了保密局的大门。消息传开，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夸他“迷途知返”，我党内部则痛斥他“叛变投敌”，曾经的同志骂他是懦夫，家乡的亲友也和他断绝了关系，徐会之一下子成了人人唾弃的“叛徒”。 他“自首”后，国民党并没有立刻信任他，而是将他关押在保密局的地下室里反复审讯。敌人让他指认潜伏人员名单，他故意提供了几个早已撤离的虚假名字，又编造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一次次蒙混过关。每次审讯结束，他都会被打得浑身是伤，但他始终守着底线，没有泄露任何一位在岗同志的信息。 为了让敌人相信自己是真的“叛变”，他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的安排，在报纸上发表“悔过书”，甚至还被派去劝说其他被怀疑的潜伏人员“自首”。有一次，他遇到了自己发展的下线同志，对方眼神里的失望和愤怒，让他心如刀绞，却只能硬着头皮扮演“叛徒”的角色，暗中用唇语示意对方“尽快撤离”。正是这个暗示，让那位同志成功逃脱了保密局的追捕。 1951年，在他的反复周旋下，妻子和儿女终于被释放。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潜伏工作，而且随时可能被国民党识破。他借着一次外出的机会，悄悄将一份记录着国民党军部署的核心情报，藏在了儿子的玩具里，托付给一位可靠的同乡带回大陆。这份情报后来为我军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是当时没人知道，这份情报来自这位“叛徒”。 此后的几十年里，徐会之一直被国民党监视居住，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却始终活在高压之下。他从不和外人谈论过去，也很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默默抚养儿女长大，教育他们要热爱祖国。1973年，徐会之在台湾病逝，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爸爸不是叛徒，等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帮爸爸把真相告诉大陆的组织。” 直到2000年，台湾地区解密了一批国民党保密局的档案，徐会之的故事才得以重见天日。档案里详细记录了他当年被胁迫的经过，以及他在审讯中如何坚守底线、保护同志的细节。同时，当年被他救下的那位潜伏同志也站了出来，证实了徐会之当年的暗示和保护。组织经过详细调查，最终为徐会之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承认了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人们这才明白，当年的“自首”，是一位父亲和丈夫的无奈之举，更是一位革命者的隐忍与牺牲。徐会之背负着骂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保护了同志、传递了情报，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组织的忠诚。他没有吴石那样轰轰烈烈的牺牲，却在默默无闻中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和压力。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冲锋陷阵的英雄，也有忍辱负重的勇者。徐会之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牺牲不是惊天动地的，有些忠诚需要时间来证明。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坚守、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守护信仰的人，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