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向警予疏忽大意让叛徒宋若林轻易得手 1928年初，武汉城内，白色恐怖如阴云般压得人喘不过气，中共湖北党组织在血雨腥风中摇摇欲坠，而夏明翰与向警予，仍在为革命奔走，殊不知，危险正悄然逼近。 夏明翰，这位新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的革命者，一上任便一头扎进了取消年关暴动、转移武装力量的紧急任务中。他日夜操劳，眼神中满是坚定与执着，却未曾察觉，那隐藏在暗处的交通机关，早已被敌人摧毁。而宋若林，这个曾经的省委交通员，在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竟毫无骨气地选择了叛变。他供出了多名同志，为了脱身，更是编造了黄五一牺牲的谎言，从夏明翰手中骗取了二十块大洋。转身，他便向敌人告密，将夏明翰推向了危险的深渊。3月18日，夏明翰虽已察觉宋若林可能叛变，但为了销毁重要文件，他毅然决然地返回了东方旅社。然而，就在他刚烧尽机密文件之时，叛徒宋若林带着军警破门而入，夏明翰不幸被捕。 另一边，向警予，这位《长江》的主编，女工运动的领导者，她深入街头厂棚，毫无畏惧地开展工作。她察觉到了宋若林逾时未联络，举止反常，心中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然而，她却未能果断撤离，犹豫之间，她仍选择留在原地处理稿件。那声致命的敲门声，终究还是来了，向警予也被捕了。 宋若林，这个叛徒，两次出卖同志，一次换来了两千大洋，一次则升为了特务队长。而他的出卖，却让党的骨干接连落网，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夏明翰与向警予的疏忽大意，或许有诸多客观原因，但叛徒的狡诈与狠毒，却让人痛心疾首。他们的遭遇，是革命道路上的惨痛教训，也时刻提醒着我们，革命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危险，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守护住那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铁窗内，血痕斑驳的墙壁见证着无声的抗争，鞭痕、烙印、浸透刑具的盐霜，却始终未蚀穿两具年轻躯体的信仰脊梁。当夏明翰蘸着伤口渗出的血水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当向警予拖着镣铐走向刑场时仍高呼“为党牺牲无上光荣”，这些用生命铸就的宣言，撕开了1928年武汉三镇最惨烈的革命图景。 3月20日的汉口余记里，28岁的夏明翰在行刑队枪口前挺直脖颈。这个出身官宦世家的青年，本可循着家族铺就的仕途青云直上，却在目睹民生凋敝后毅然转向。从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的油灯下，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枪杆前，他始终将《共产党宣言》紧贴胸口。当特务用烧红的铁钳夹碎他的指骨时，这个曾用钢笔书写诗篇的文人，用断指在牢墙上刻下“绝命词”，那不仅是血书，更是一代革命者对信仰的终极诠释。 仅仅42天后，同一片刑场上，33岁的向警予迎着枪声昂首而立。这位留法归来的女革命家，在武汉街头散发传单时被捕。特务们撕碎她缝在内衣里的党证，却撕不碎她用湘音喊出的革命口号。行刑前夜，她将珍藏的怀表塞给难友，表盖内侧刻着“为天下人谋幸福”的誓言。当枪声响起时，这个曾创办《妇女声》周刊的斗士，用最后的姿态定格了女性觉醒者的永恒形象。 两具倒下的躯体，两座不朽的丰碑。夏明翰就义时口袋里还揣着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书，信中“坚持革命继吾志”的嘱托穿透时空；向警予赴死前整理的蓝布旗袍，至今陈列在武汉革命博物馆，衣襟褶皱里仍凝固着从容赴死的尊严。他们用28岁与33岁的生命刻度，在历史长卷上烙下两个永恒的坐标，当信仰超越生死，肉体凡胎便升华为精神的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