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卢麒元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事情得从最近的政策变化说起，国家在推动标准化工作上，出了新办法，鼓励更多采用国际标准，特别是三大国际组织的那些规范。 但这里藏着一个关键前提——这些国际组织的标准制定权，长期以来都被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攥在手里，他们制定标准的时候，不可能真正站在咱们的立场上考虑，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产业优势和利益。 而有些国际标准看似中立，实则藏着技术壁垒和利益输送的猫腻，比如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会通过制定严苛的国际标准，把咱们的企业挡在产业链上游之外，让咱们只能做低端加工，赚点辛苦钱。 之前就有报道说，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标准制定上，欧洲一些国家就联合起来推自己的标准，试图挤压咱们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典型的用“立规矩”来搞产业渗透。 卢麒元提到的第二个关键点，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这一点更是重中之重，毕竟制定规则的人如果立场有问题、背后有利益牵扯，那制定出来的规则很可能就成了外部势力渗透的“帮凶”。 一个国家的立法者一旦被外部势力腐蚀，带来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会把外部势力的利益内嵌到国家的规则体系里，而且这种渗透还很难被发现，比直接的间谍活动可怕多了。 咱们国内，虽然目前没有公开的立法者被外部势力渗透的重大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 随着咱们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合作，国际上的各种利益集团必然会想方设法地接触和影响咱们的政策制定者，包括立法者。 尤其是在“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个大背景下，一些和国际组织、外国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利益群体，很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游说立法者，推动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条款。 如果不对立法者的背景进行严格政审，不排查他们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就很可能出现“规则为少数人服务”“规则成为外部势力渗透工具”的情况。 比如在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如果参与立法或标准制定的人，背后和外国企业有持股关系或者利益输送，那他们自然会倾向于采用对外国企业有利的国际标准，而忽视咱们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产业安全，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隐蔽的渗透。 可能有人会说，采用国际标准是为了便利贸易，促进对外开放，政审立法者会不会显得太严苛了？但实际上，对外开放不等于放弃主权，便利贸易也不等于无底线地迎合国际标准。卢麒元强调的“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本质上是为了守住规则制定的“主权底线”。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标准和法律，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产业安全和民众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被突破，后续再想挽回就难了。 看看咱们的国际标准转化数据，82%的整体转化率意味着规则体系的大部分领域都和国际接轨了，这本身是好事，但越是接轨，就越需要警惕渗透风险。 国际标准的制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长期掌握标准制定权，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且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咱们现在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不加强对立法和标准制定环节的把控，不确保参与其中的人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很可能就会陷入“被动跟随”的局面，永远无法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到时候，咱们的产业发展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制定什么标准，咱们就得跟着改什么，别人想通过标准卡咱们的脖子，咱们就只能束手无策。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年在芯片、高端制造等领域，咱们已经吃过不少被标准和规则卡脖子的亏了，现在在标准化工作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卢麒元提出的政审主张，其实是给咱们提了个醒，让咱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别忘了守住自己的根本。 最严重的渗透从来都不是明火执仗的侵略，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规则渗透。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标准都开始向外部势力倾斜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已经被悄悄侵蚀了。 卢麒元的主张之所以被称为“惊世骇俗”，只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规则制定环节的重要性，还没看到其中隐藏的渗透风险。 而随着国家推动标准化工作新办法的实施，“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越来越多，这个风险也越来越清晰地摆在咱们面前。 这时候强调对立法者的政审，排查他们的背景和利益冲突，不是多余的苛刻，而是保障国家主权和产业安全的必要举措，毕竟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是可靠的，制定出来的规则才能真正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才能在对外开放的浪潮中守住咱们的核心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