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中国误击英国客机，美军为报复我军，派出12架战斗机在海南上空围剿中国两架战斗机，最终，中国战机敌众我寡被击落坠海牺牲，中国因此向被击落的英国客机赔偿37万英镑才了结此事。 赵旭作为空军射击主任，早年在解放战争中加入部队，接受过基础飞行训练，主要操作活塞式战斗机如拉-11。他在1950年代初执行过多次沿海巡逻，积累了数百小时飞行时长，专注于炮火瞄准和低空拦截。调到海南前，他在东部机场参与过对抗国民党空军的行动，记录显示他擅长快速接近目标，但依赖肉眼判断敌我。赵旭的角色要求严格遵守命令，却在识别程序上出现失误，导致后续处分。他的经验反映了当时空军从游击式作战向正规化转型的过程，装备以苏联援助为主，但缺乏雷达支持。 韩光荣担任中队长，从飞行学员起步，通过地面模拟和空中演练掌握编队技巧。他在1953年参与过防御国民党空袭的任务，多次驾驶拉-11执行护航，负责掩护长机并调整队形。他的飞行日志包括在复杂天气下的导航，强调火力协调，但空军整体装备落后限制了远距离作战。韩光荣往往作为僚机，执行反击指令，在实战中保持紧密跟随。这些背景显示他与赵旭类似，都在技术限制下积累实战技能，却因事件暴露识别系统的缺失。 周振东加入空军后，专注于南海区域护航，1954年前执行过商船空中掩护。他操作拉-11时注重速度协调，参与过与国民党飞机对峙，训练包括靶场射击和模拟格斗。他的角色要求在编队中领头，应对突发包围，但面对美军舰载机时火力差距明显。周振东的牺牲凸显了装备代差问题，当时中国空军主要依赖苏联老式飞机，无法匹敌美方先进型号。 杜九安作为僚机飞行员，早年接受苏联式教育，掌握拉-11起降技巧。他在事件前参与援助物资护航，经验涵盖巡航阶段，强调避开敌火。他的牺牲与周振东类似，都在不对等空战中被击落。这些飞行员的轨迹体现了中国空军早期发展的局限，从解放战争延续到冷战初期，技术升级需求迫切。 7月23日上午，海南岛东侧公海上空，一架国泰航空DC-4客机从曼谷起飞，机上19人包括机组和乘客，向香港方向飞行。飞机外形类似国民党C-54运输机，中国空军两架拉-11升空执行巡逻，赵旭驾驶长机，韩光荣跟进。他们接到命令追查不明飞机，赵旭判断为敌机，直接开炮射击。炮弹击中客机左翼引擎，引发起火，飞机坠海。10人丧生，包括3名英国人、3名美国人和华人乘客。法国邮轮黎希留号赶到现场，救起9名幸存者，随后英国皇家空军和国泰航空飞机加入搜救。 英国政府次日递交抗议，要求调查并赔偿36.7万英镑。美国国务院谴责这一行为，指为对国际民航的攻击。西方媒体报道将事件与冷战联系，放大影响。7月26日，美军以保护搜救为名，从大黄蜂号和菲律宾海号航母派出12架舰载机，包括F4U海盗式和AD-4天袭者，进入海南附近空域。这些飞机速度和火力优于中方拉-11，形成包围优势。 周振东和杜九安的两架拉-11正为苏联油轮护航，保持队形飞行。美机突然俯冲发起攻击，中方飞机尝试机动反击，但敌方炮火密集。空战持续25分钟，周振东飞机中弹起火坠海，杜九安机尾被撕裂失控落水。两名飞行员牺牲，美机未受损失，返回航母。这次交火暴露了中国空军在装备上的劣势，美军利用技术优势完成报复行动。 事件起因于中方误击，缺乏雷达和无线电识别导致判断失误。美军介入加剧紧张，派出舰载机群直接针对中方巡逻机。英国客机损失引发外交压力，美国借机加强南海存在。整个过程反映了冷战时期空中对抗的激烈，美方舰载机性能远超中方，导致中方飞机敌众我寡被击落。 中国政府7月27日通过新华社声明承认误击客机，承担责任。这一回应在国际环境下显示出处理态度的主动。赔偿谈判从7月持续到1955年1月，英国要求36.7万英镑，包括飞机损失25.2万英镑、行李货物3万英镑、生命损失7.5万英镑和幸存者伤害1万英镑。中方外交部与英国代表磋商细节，计算汇率后同意支付37万英镑，从中央财政拨款。这笔金额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0.03%，直接转账结清。 赵旭因违反识别程序判处一年徒刑，服刑期间接受审查。韩光荣负次要责任，被禁闭一个月，限制活动。空军司令部修订空中警戒条例，规定对不明目标实施无线电、目视和强制降落三级程序，下发文件到部队。飞行员接受额外训练，模拟识别演练以避免类似错误。 美国借事件加强南海军事部署，8月与英国、法国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增加舰艇和飞机。美国海军继续在台湾附近活动，阻挠解放台湾行动。中国从苏联获得米格-17生产技术，启动组装生产线，提升空军水平。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召开会议，讨论亚洲航线安全，提出加强通信和路径协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