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有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特务叫周志英，1941年她跟戴笠过了一夜后，就以为老板看上自己了，一心想要成为老板娘，而戴笠只是逢场作戏，为了摆脱她，只好引诱她举行婚礼，实则将其送进息烽关了两年，谁知她1943年出狱后仍然痴心不改！这种一个以为是深情，一个只想脱身的错位，在当年的军统大院里，或许每天都在上演。 周志英不是一开始就想着攀附权力的。 1935年戴笠去杭州警校挑人，站在操场上的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制服，眼里亮得全是“抗日救国”的光。 那时的她成绩拔尖，射击考核拿过全校第三，戴笠多看了两眼她档案上的照片，说“这姑娘机灵，调我身边当秘书”。 谁也没想到，这份“机灵”后来会变成困住她自己的枷锁。 进了军统总部，戴笠对她确实不一样。 别人领月薪要签字画押，她的津贴总是直接放在桌上；加班晚了，戴笠的专车会绕路送她回宿舍。 1940年冬天，戴笠在上海处理事务，让她去送一份密电码，那晚外滩的风很大，她冻得直哆嗦，戴笠把自己的大衣披在她身上，说“跟着我，以后不会让你受委屈”。 就是这句话，让她彻底陷了进去。 1941年那次“一夜”之后，周志英开始主动收拾戴笠办公室的抽屉，把他常穿的西装送去干洗时，还会偷偷喷上自己用的香水。 同事提醒她“老板身边从不缺女人”，她却红着脸反驳“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戴笠大概也察觉到了麻烦，先是减少了单独见她的次数，后来干脆说要给她一个“名分”，让她准备婚礼。 她高高兴兴去买红嫁衣的时候，戴笠的手令已经发到了息烽监狱，“周志英泄露机密，关押两年反省”。 息烽的日子不好过。 牢房里潮得能长出青苔，每天要做十二个小时的苦工，她手上的指甲盖掉了三个，却还是把戴笠送的那枚铜质打火机藏在枕头下，每天摩挲得发亮。 1943年出狱那天，她第一件事就是去戴笠办公室，想问问为什么。 戴笠只是递给她一张调令，让她去南京站当档案管理员，再没提过婚礼的事。 有人说她傻，可她还是每天把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期待戴笠哪天会来南京视察。 其实周志英的遭遇，在当年的军统不算新鲜。 杭州警校同期招的二十多个女学员，后来要么成了高级官员的“私人助理”，要么像吴先清那样，因为拒绝某处长的要求被安上“通共”的罪名秘密处理了。 她们大多是冲着“救国”来的，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权力棋盘上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我认为这种个体的执念，其实是那个年代女性在权力漩涡中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无奈，除了依附强者，她们几乎没有向上走的通道。 息烽的高墙没能磨掉她对那段关系的幻想，出狱后她依然守着戴笠送的那间公寓，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的消息传来。 那天南京下着小雨，她把那枚铜质打火机放在桌上，看着火苗明明灭灭，直到天亮。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说到底是旧时代女性在权力游戏里，把依附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可惜稻草终究撑不起一个人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