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文博人用生命践行：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 曾昭燏从灵谷寺七楼跳下那年才55岁，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 二十年后，接她位子的姚迁也因为同一句话，在巨大压力下自尽。这俩人都是为了守文物，把命丢了！ 谁能想到，这位出身安徽桐城名门的小姐，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一头扎进了荒郊野岭的考古现场。 曾昭燏的祖父是晚清名臣，父亲是实业家，家里的藏书字画能堆满几间屋子，可她从小就不恋栈这些“私产”，反而对着古籍里记载的文物遗址格外痴迷。 23岁留学英国专攻考古学，归国时正值抗战乱世，她放弃了随家人避难国外的机会，背着测绘工具跟着中央博物院的同仁辗转西南，把一箱箱珍贵文物从战火中抢运出来。 那些年，她睡过山洞、啃过干粮，原本白皙的手被铁锹磨出层层厚茧，却从未让一件文物落入日军或盗墓贼手中。 她常说，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念想，是整个民族的根，凭什么让少数人据为己有？ 这份执念，让她在建国后主持南京博物院工作时，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有权有势的人打着“收藏”的幌子，想从博物院拿走珍贵文物，有人托关系递条子，有人带着厚礼登门，都被曾昭燏硬邦邦地顶了回去。 她甚至公开拒绝了某位领导“借”一幅宋画观赏的要求，直言“博物院的文物是国家的，我没有权力私借任何人”。 这样的坚持，让她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压力，批判她“死脑筋”“不懂得变通”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有人编造谣言中伤她。 她不是没有委屈，深夜在办公室整理文物档案时，会对着那些历经千年的青铜器默默流泪，可第二天睁开眼，依旧挺直腰杆挡在文物前。 1964年那个深秋，她在灵谷寺留下那句震撼人心的话，用最决绝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信仰。 姚迁接手南京博物院院长职位时，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位子的重量。他是曾昭燏的学生，当年跟着老师抢运文物的经历，早已把“文物公有”的信念刻进了骨子里。 这位从江苏常熟农村走出来的学者，深知民间文物流失的痛，年轻时曾顶着烈日走访几十个村落，追回被村民当作“废铜烂铁”的商周青铜器。 他比老师更清楚，时代变了，文物保护面临的阻力也更隐蔽——不再是明着抢夺，而是有人通过“鉴定收购”“合作研究”的名义，试图将国有文物转为私藏。 有一次，一位富商想用重金“资助”博物院，条件是让他优先“收藏”一批出土文物，姚迁当场拍案而起：“你这是在打国家文物的主意，门都没有！” 这样的硬碰硬，让姚迁很快陷入了和老师相似的困境。匿名举报信塞满了信箱，工作上处处被掣肘，甚至有人威胁要让他“身败名裂”。 他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文物被人偷偷运走，梦见老师质问他有没有守住承诺。妻子劝他“别太较真”，可他看着博物院里那些曾昭燏生前亲手整理的文物标签，怎么也狠不下心妥协。 1984年，在又一次遭遇不公对待、文物保护计划被强行搁置后，姚迁选择了和老师同样的结局，用生命再次印证了“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这句话的重量。 两代人，二十年，同样的坚守，同样的悲壮。他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软弱，而是那个年代文物保护者面临的共同困境——当文化信仰遭遇权力和利益的冲击，当坚守底线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没有退缩。 如今，南京博物院里那些静静陈列的文物，每一件都镌刻着他们的身影：曾昭燏主持发掘的南唐二陵文物，姚迁追回的汉代铜鼓，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两位先驱的执着。 我们现在能安心地走进博物馆，欣赏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能享受完善的文物保护法规带来的保障，都离不开曾昭燏，姚迁们用生命铺就的道路。 文物从来都不是某个人的私产，它是民族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的根与魂。 两位文博人的牺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更让我们明白，任何时代都需要坚守底线的勇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