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如何惩治汉奸二鬼子，各地情况各异。我的父母之乡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在这

抗战胜利后如何惩治汉奸二鬼子，各地情况各异。我的父母之乡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方面搞得可谓有声有色。不过这“有声有色”里，不光有街坊们敲锣打鼓看公审的热闹，也有夜深人静时，老人们蹲在墙根底下叹气的沉默。 ​​​村里有个王老五，那会儿是伪保长。鬼子在时，他每天挎着个布包挨家挨户催粮，腰里别着把王八盒子，见了鬼子点头哈腰，见了村民就吹胡子瞪眼。有年冬天，张三家男人被鬼子抓去修炮楼，张三婶哭着求他，他一脚把人家踹地上，骂骂咧咧说“皇军的命令敢违抗？”后来那男人冻死在工地上，张三婶哭得差点背过气。胜利那天，张三婶抄起菜刀就要劈他，被几个老人拦住了。 ​​​我爷爷那会儿是村里的老人头，他蹲在门槛上抽着烟说：“先捆起来，账得一笔笔算。”有人喊：“算啥？他给鬼子当狗，害死张三男人，就该枪毙！”也有人小声说：“去年我家娃得急病，鬼子封村不让出去，是他半夜偷偷找了草药送来的，不然娃早没了。”还有人说：“他催粮是凶，可我家交不上时，他偷偷把自家口粮匀给我们，还跟鬼子说‘这家绝户了，征不着’。” ​​​工作组来了，在村祠堂开了两天会。先问张三婶，张三婶哭着说：“他踹我是真，可我男人被抓那天，他偷偷塞给我男人个窝头，说‘往南跑，别回头’，是我男人自己笨，没跑成……”又问了十几户，有的说他坏透了，征粮时把李家的口粮全拿走，害得李家孩子饿出病；有的说他帮自家藏过八路军的传单，还挨了鬼子一枪托。 ​​​最后工作组拿出结论：王老五给鬼子做事是真，害过人也是真，但没手上沾血，还偷偷护过村民，不算汉奸。罚他把家里的地分给受害的几户，再去修炮楼改成的学校，干满三年。宣判那天，王老五跪在地上，给张三婶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出血，说：“嫂子，我对不起你男人，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后来修学校，他最卖力，白天搬石头，晚上给学生补屋顶，冬天怕孩子们冻着，把自己的棉袄拆了做门帘。 那会儿全国都在清汉奸，可啥是汉奸？真没个统一标准。有的地方红着眼喊“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把给鬼子端过茶的伙计都绑了游街；有的地方却盯着那些手里有枪、手上沾血的铁杆汉奸，对底层跑腿的伪职员网开一面。王老五的村子没走极端，不是因为村民心善，是他们见过乱世的无奈——鬼子的刺刀架在脖子上，不当伪保长，可能明天就有人烧了全村的房子。 王老五的坏，是明面上的横。催粮时的恶语，踹人的狠劲，都是真的，可他的善，藏在乱世的缝隙里。给张三男人塞窝头，给患病的孩子送草药，替交不上粮的人家打掩护，这些事要是放到和平年代，算不上啥大恩大德，可在鬼子统治的暗无天日里，每一件都是拿命换的。鬼子的特务队盯着每个伪职员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是满门抄斩，王老五敢做这些，心里未必有多高尚，或许是怕夜里做噩梦，或许是抹不开乡里乡亲的情面，但不管怎样，他没把路走绝。 工作组的处置透着实在。没把王老五一棍子打死，也没轻描淡写放过他的过错。分地是补偿受害人家，修学校是赎罪，三年的劳役不长不短，刚好让他用行动抹平村里人的怨气。后来我听爷爷说，王老五修学校那三年，从没回过家，吃住都在工地，夏天顶着大太阳和泥，冬天冻得手裂口子也不偷懒。张三婶起初见了他就骂，后来见他给孩子们补衣服、修桌椅，骂声渐渐没了，有时还会给他送碗热粥。 乱世里的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有的汉奸为了富贵，卖祖卖宗，手上沾满同胞的血，这样的人千刀万剐都不为过；可有的像王老五这样，被迫站台，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护着乡亲，这样的人该怎么处置？杀了他，寒了那些在黑暗中还想守点良心的人的心；放了他，又对不起那些受他欺负、因他受累的人。王老五的村子给出了答案：功过要分明，惩罚要对症，既要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也要给愿意赎罪的人一条出路。 后来王老五干满三年，没要回自己的地，就在学校当了校工，一辈子没娶媳妇，把村里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娃。他老了的时候，孩子们都喊他“王爷爷”，张三婶还时常给他送吃的。有人说他是浪子回头，有人说他是被逼无奈，可不管怎么说，他没在乱世里丢了最基本的良心。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善恶评判，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他们的选择里藏着恐惧、无奈，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善良。惩治汉奸是为了告慰逝者，可如果只讲仇恨，不讲情理，只会制造更多的悲剧。王老五的故事或许只是千万个乱世故事中的一个，却告诉我们：评判一个人，要看他在最坏的环境里，有没有守住做人的底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