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张景惠走进战犯管理所，却看见同为汉奸的儿子穿着军装站在门口。 铁门上的冰碴子还没化，张景惠缩着脖子往里挪，满以为会见到和自己一样垂头丧气的伪满旧部，冷不丁撞进一双笔直站立的军绿色身影里。 那肩章上的五角星在灰暗的走廊里晃眼，他眯起老花眼，差点把“梦实”两个字咽进肚子这不是他送到日本培养的“接班人”吗？怎么穿起了解放军的衣服？ 张景惠记得1938年送儿子去东京时的场景，行李箱里塞满了给日本高官的名片，他拍着张梦实的背说“好好学，将来接爹的班”。 那时的张梦实才15岁，点头时眼里没什么光。 谁能想到六年后儿子回国，西装革履地出现在伪满总理府，一口流利的日语哄得日本顾问直夸“模范青年”。 张景惠乐得合不拢嘴，把机密文件随手放在书房，连日军调动的电报都让儿子“帮忙看看有没有错别字”。 1943年夏天，张梦实拿着一份日军布防图回家，说“学校要做军事研究作业”。 张景惠瞥了眼，指着山下奉文的部队番号说“这支部队下个月要换防”，还顺手划了条调动路线。 他没看见儿子袖口沾着的粉笔灰，那是刚从情报站回来时蹭上的；更没发现儿子把路线图记在心里，当晚就夹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里，让厨师老周带走了。 老周是地下党员，每次来送菜都背着个空菜篮子，篮子底藏着油纸包。 日本投降那天，张景惠躲在公馆地下室，听见外面枪响就发抖。 张梦实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纸，说“爸，跟我去自首吧”。 纸上列着伪满官员名单，第一个就是“张景惠”。 他这才明白，儿子那些“请教政务”的话、“研究作业”的借口，全是冲着他来的。 可事到如今，他除了跟着走，没别的选。 警车开过长春街头时，他看见儿子站在街角，军帽檐压得很低，肩膀却挺得笔直。 战犯管理所的走廊很长，张景惠走得脚疼。 张梦实没说话，只是领着他往牢房走，经过公示栏时，上面贴着战犯改造条例，下面粘着张照片一群穿军装的人在开会，张梦实坐在最边上，胸前别着钢笔。 张景惠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总缠着问“中国人为啥要听日本人的”，那时他嫌烦，骂儿子“小孩子懂什么”。 现在才知道，不懂事的是自己。 后来张景惠在忏悔录里写：“我养了个好儿子，可我教他走了错路，是他自己把路走正了。”1959年他去世时，管理所的人说，老人枕头下藏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张梦实留学时寄回来的，背后用铅笔写着“爸爸保重”。 而张梦实后来成了研究员，整理伪满史料时，总会在“张景惠”三个字旁边，轻轻画个小小的五角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