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就是一双长满绿色霉菌的旧皮鞋，成为了中国青霉素研发事业的起点。 话说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伤亡日益惨重。 而最令军医们头疼的不是缺医少药，而是伤员们常见的伤口感染问题。 那时候没有有效的抗菌药物，一个轻微的伤口感染就可能夺去一条生命。 当时西方已发明青霉素，并将其列为最高军事机密。 盟军部队配备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伤员，而在中国战场，这种救命药却极为罕见。 当时汤飞凡曾亲眼目睹一名腹部中弹的士兵，因伤口感染不治身亡。 而这位年轻的战士在临终前抓着汤飞凡的手问："医生，我真的没救了吗？" 那一刻，汤飞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 在中央防疫处迁至昆明后，那时候的条件极其艰苦。 实验室是由一座破旧的道观改造而成，没有自来水，没有稳定电源，连基本的实验器皿都短缺。 没办法，汤飞凡和团队不得不用土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没有恒温箱，他们就用木箱加煤油灯自制培养箱，研究人员轮流值夜，每两小时起来调节一次灯芯，以保持温度稳定。 没有进口培养基，他们就尝试用玉米浆、豆渣等本地材料作为替代品。 要说最困难的是青霉菌种的获取。 汤飞凡最初从印度带回的几十株菌种，在昆明的水土环境下产青霉素量极低，根本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于是团队不得不四处搜集各种发霉物品，从水果、馒头到旧衣服，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霉味。 1942年夏季一个闷热的下午，实验室内正在进行大扫除。 当时一位研究员从床底拖出一双许久未穿的旧皮鞋，鞋面长满了绿油油的霉菌。 而正当大家准备将其扔掉时，汤飞凡拦住了他们。 凭借微生物学家的直觉，汤飞凡认为这株霉菌"长相不凡"，立即让助手取样培养。 最后经过反复分离、提纯和测试，结果令人震惊：这株从旧皮鞋上发现的霉菌产青霉素能力极强，是从印度带回菌种的数百倍。 "就是它了！"汤飞凡激动地对团队成员宣布。 而这双被遗弃的旧皮鞋，意外成为了中国青霉素研发工程的转折点。 获得高效菌种只是第一步，如何批量生产青霉素才是更大的挑战。 而在设备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汤飞凡团队展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 没有现代发酵设备，他们就用废旧的玻璃瓶和陶瓷缸代替。 没有离心机，就采用静置沉淀的土方法。 没有真空干燥设备，就利用自然通风和日晒。 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反正就是一定得搞出来。 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 最困难的是青霉素的提纯工作。 当时由于缺乏先进的分离设备，研究人员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才能提取出较纯的青霉素。 溶液需要反复过滤、沉淀、再溶解，整个过程漫长而繁琐。 但没有人抱怨，大家都清楚这项工作的价值。 1944年9月，团队终于成功制备出首批5瓶青霉素样品，每瓶5000单位。数量虽少，却代表着中国自主生产抗生素零的突破。 之后汤飞凡亲自带着这些珍贵的药品前往昆明惠滇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当是第一位接受治疗的是一位外伤感染导致败血症的年轻士兵，医生已下达病危通知书。 注射青霉素后，患者的体温逐渐下降，感染症状明显缓解。 首例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随后，这批青霉素又救治了多位重伤感染患者，效果显著。 当这个消息传开后，整个医疗界为之振奋。 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生产青霉素的国家。 当时进口青霉素价格高昂，一支就要一两黄金，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担。 在面对巨大的利润诱惑，汤飞凡却坚持低价销售的原则。 "我们做药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发财。"汤飞凡力排众议，将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定价为每支一元钱，对贫困患者甚至免费赠送。 而这一价格与进口青霉素形成天壤之别，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 到抗战末期，中央防疫处已能小批量生产青霉素，不仅满足军队需求，也开始向民间供应。 正是这些"一元青霉素"挽救了无数生命，成为抗战时期医疗事业的一大亮点。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汤飞凡继续致力于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为中国现代医药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表彰汤飞凡的贡献，追授其"沙眼金质奖章"。 尽管这位科学家已在1958年离世，但他从一双旧皮鞋起步，开创中国青霉素研发事业的故事，至今仍在医学界传颂。 而中国青霉素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科学救国、自主创新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至今仍在推动着中国科技不断向前发展。 主要信源：（汤飞凡：发现重要病原体 为人类健康作出中国贡献——中国医学期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