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迅速竣工，耗时不到一年。毛主席来参观时，突然指着天花板笑着问：“这是谁的主意啊？”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凌晨两点半，天安门广场西侧灯还亮着。 毛主席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走进刚竣工的万人大礼堂，上到二层挑台，随手在椅子上坐了坐，抬头一看穹顶，笑着来了一句：“这是谁的主意啊？”大家抬头，只见头顶是一片淡青色的“天”，正中一颗红色五角星灯，外面三圈水波形灯槽，再往外，是五百盏细碎的星灯，亮起来像把夜空整块端进屋里。 这个画面，前头拖着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开会，七百五十五名代表挤在新盖的大礼堂里，板凳窄硬，煤油灯昏黄。 礼堂由建筑师杨作材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赶出来，朱德感叹，总算坐在自己修的礼堂里。 毛主席看着满屋子人，说现在条件简陋，等革命成功，要盖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坐下。 几年后，西柏坡小礼堂里，这句承诺又被提起，只是新中国刚立起来，机关往中南海挤，人大会常委会也搬进去，地方紧，这件事先压在心里。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底气足了些。 毛主席问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万人大礼堂，刘秀峰点头说能，只是要挑时机。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北京城改建摆上桌面，万人大礼堂重新被点名，很快进了“十大建筑”的名单，要赶在一九五九年国庆前投入使用。周恩来当总指挥，北京副市长万里做副手，北京市发出“特急邀请函”，把全国建筑师都请到首都出主意。 用地早就圈好，长二百七十米，宽一百四十米，可展开的只有三万七千八百平方米。 一百五十多套方案接连报上来，七轮评审全被刷掉，连梁思成他们的设想也没过关。 时间一点点被压缩，万里急得团团转。周恩来提了句“中国不古，西方不洋”，年轻设计师这才鼓起胆子，北京市规划局报出一个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的新方案，大厅做成凸字形，比原定七万平方米上限多出十万，还超过故宫建筑面积。 十月十四日，周恩来从外地赶回北京，把几套方案翻看几遍，又把专家叫来合计，一拍板，就按这套干，中央大厅落在东西、南北轴线交汇的心口上。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离十周年国庆只剩十个月。 十三点七三公顷的工地上，原来有四千多间老房，都是几代人住在紫禁城脚下的北京人。 按理说拆迁难办，消息一传，说是建万人大礼堂，居民你帮我、我帮你，主动腾地方，机关也把宿舍让出来安置困难户，一个月的任务，十天干完。 周恩来看完，说这座楼，是欠北京人的债。 接下来就是全国一起往这儿使劲。工地上动了三十万人次，二十三个省、五百多家工厂给这里赶设备送材料，五千多种配件运到这里。钢筋一度还不到一吨，进度眼看要被卡住，周恩来给建材厂下话，加班炼钢筋。干钢筋活的张百发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带着三百多名师傅跑来支援。 工地上搞劳动竞赛，张百发带的青年突击队连干九昼夜，完成原本要一个半月的活；李瑞环带的木工队琢磨出“推车式”地板刨，把四十五天的工期压成八天。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大会堂通过验收，从第一锹土到封顶，总共三百零四天。 速度催得紧，质量也被提到更高的位置。 周恩来把各路负责人叫到一块，说人民大会堂的寿命，要比故宫长，不能低于三百五十年。 北京市政府请来梁思成、茅以升等人盯着结构，蔡方荫提出挑梁伸进墙体会削弱刚度，建议抬高下层顶板、用钢筋混凝土包裹钢柱，在二层挑台梁前端加横梁，这几条后来一一照做。 那顶穹隆天花板，就是在这样的节奏里被一点点“抹”出来的。 张鎛盯着三十三米高、东西六十米、南北七十六米的大空间发愁，跑去问周恩来怎么既不压抑又不乱响。 周恩来提起“秋水共长天一色”，说人站在地上不会嫌天太高，关键是让天和水连在一块。 穹顶和墙面用圆角过渡，灯光柔一点，颜色偏淡青，中央放一颗红五角星，周围做几圈水波，外面撒满星灯，再在顶上打密密麻麻的小孔，让整个顶变成吸音板。声学专家马大猷看完，说这是大空间自己给自己解了套。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陈毅先来看看进度；九月三日，刘少奇从里到外看了一遍；九月九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厅里还点了万里一句“日行万里”，夸施工快，顺手把名字也定下来。 万里说，有人想叫“人民宫”，也有人说“人大会堂”，毛主席摇头，说“宫”有点封建味，这房子是人民建的，就叫人民大会堂。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工程交付，六天后，十周年国庆招待会在这里办，梅兰芳年纪大了，还坚持上台唱了《贵妃醉酒》。 一九七九年，邓颖超在这里宣布向社会开放，七月十五日正式售票，两角钱一张，不到半年，进门参观的就有一百三十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