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滚出去！”中国帮它，可换来的却是对中国人的仇恨，这个国家不是巴基斯坦，也不是俄罗斯，更不是朝鲜，而是北方的蒙古。 蒙古国反华情绪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苏联主导时期。那时蒙古成为苏联紧密盟友，苏联顾问全面介入政务。为隔离与中国联系，当局针对亲近中国元素的贵族和宗教人士展开清除行动。20年代中期，前总理因质疑苏联政策遭处置。30年代后期，针对佛教僧侣的运动导致数万掌握汉语经典的喇嘛丧生，大量寺院被拆毁，中蒙文化联系中断。 教育体系随之调整。传统蒙古文被废止，西里尔字母取代，汉字影响被清除，学校取消汉语课程，转而强化俄语。苏联教材将清代治理描绘为压迫，将中国定为威胁，这种内容影响多代人。元代被描述为草原政权延续，忽必烈在中国建朝的部分被省略。中蒙边界中中国让出贝尔湖水域，也被解释为领土损失。这些表述在部分民众中形成持久印象。 蒙古经济与中国深度绑定。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182.6亿美元，中国占蒙古外贸总额66.7%。煤炭和铜矿精矿绝大多数销往中国，带动就业和财政收入。乌兰巴托商场内，日用消费品、家电和建材多为中国制造，牧区燃料和电网涉及中方投资。跨境基础设施便利矿产运输，推动税收和岗位增长。这些联系使蒙古生产生活难以脱离中国供应链。 中资企业在矿业投资扩大，雇用本地工人，提供较高工资。部分矿区招聘吸引大批求职者。同时，某些群体组织示威，反对中资主导资源开发，要求限制外资进入关键行业。极端势力偶尔针对中国员工或设施实施破坏。政界人士在选举中常以减少中国影响为诉求，上台后却签署贸易协议，扩大合作。这种政策反复削弱互信。 蒙古推行第三邻国政策，旨在平衡中俄影响，曾向美国开放稀土矿权，限制中国参与深加工。美国投资者短期撤出，留下未开发矿坑。这种模式未能带来预期收益，反而延缓资源利用。类似情况在其他矿产领域出现，西方资本因成本或市场因素退出，导致机会流失。蒙古同时接受中方援建公路、铁路和口岸，却强调多元化伙伴。 历史因素加剧矛盾。苏联时期教育强化对中国负面认知。部分极端团体利用这些叙述，组织反中资活动，散布扩张言论。现实中，中国商品占蒙古进口九成以上，矿产出口九成流向中国。政客利用反华议题拉选票，却在谈判中寻求更大市场。贸易数据表明，双边往来规模扩大，口岸货运量上升。 近年来，乌兰巴托中文培训机构增多，学员报名踊跃，许多人通过汉语获得矿业或贸易岗位。双边口岸通行量上升，人员交流频繁。联合项目稳步实施，铁路和公路连接扩展。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国投资参与能源和交通。两国通过协议推进矿产开发和跨境运输，人员往来和货物周转增长，为区域经济注入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