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家族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搞的伊朗国族运动，把原来一盘散沙的伊朗各族人凝聚起来

巴列维家族不是一无是处，他们搞的伊朗国族运动，把原来一盘散沙的伊朗各族人凝聚起来，一码归一码，功过分开说。 对历史政权和人物的评价本就该功过分开、辩证看待，巴列维家族在伊朗国族建构上的作用，确实是其统治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笔，不能被伊斯兰革命后的叙事完全抹杀。 从历史脉络来看，巴列维王朝两代君主（礼萨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行的伊朗国族运动，核心目标就是打破伊朗长期以来的 “碎片化认同”—— 在巴列维之前，伊朗社会的认同维度更多是部族、宗教、地域：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有强烈的部族归属；什叶派宗教阶层掌控着精神话语权；地方封建领主割据一方，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的管控力极弱。 这种状态下的伊朗，更像是一个 “文化共同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国家”。 巴列维家族的国族建构举措，主要有这几个关键抓手： 第一、重塑统一历史叙事 抛弃了此前以伊斯兰史为核心的叙事框架，重拾波斯帝国的辉煌遗产—— 将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等波斯君主塑造成 “伊朗民族英雄”，强调伊朗文明的连续性和独立性，把不同族群都纳入 “波斯文明继承者” 的身份认同中。比如礼萨汗时期推行的 “波斯化” 政策，就是要强化这种跨越部族和宗教的历史联结。 第二、推行统一的语言和文化政策 确立标准波斯语为全国唯一官方语言，在学校、媒体、行政系统中强制推广，弱化少数民族语言（如阿塞拜疆语、库尔德语）的公共使用空间。同时大力兴建世俗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普及现代教育，用世俗的国家认同对冲宗教和部族认同的影响。 第三、强化中央集权，瓦解地方割据 礼萨汗上台后，凭借军队力量打击地方封建领主和部族首领，没收其土地和武装，将全国划分为统一的行政区域，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强权手段虽然充满争议，但确实打破了 “一盘散沙” 的格局，让伊朗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 从结果来看，这些举措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它奠定了现代伊朗的国家框架，让 “伊朗人” 这个身份超越了部族、教派的隔阂，成为绝大多数国民的核心认同；也为后续的现代化改革和霍梅尼的革命提供了统一的国家基础。 巴列维父子通过强制推广波斯语、复兴古代波斯帝国叙事、统一法律与货币，将原本语言、部落、教派各不相同的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裔等，统合进“我们都是伊朗人”的框架。 1935年礼萨汗强制“波斯”改名“伊朗”（Iran，即雅利安人之国），就是要把国家认同从“部落-教派”升级到“民族-国家”层面，这一招在20世纪中东国家建构里确实有效。 今天伊朗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虽有自治诉求，但基本认同“伊朗”主权，与伊拉克库尔德人追求独立是两码事——这就是巴列维留下的国族红利。 但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第一、这种国族建构是自上而下的强权推进，忽视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权益诉求，导致库尔德、阿塞拜疆等族群的长期不满，至今仍是伊朗国内的民族问题隐患。 第二、巴列维王朝的国族运动，始终和威权统治、亲西方政策绑定在一起 —— 它强化的是 “巴列维治下的伊朗”，而非 “民众自主的伊朗”。 国族认同必须用“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普及教育”来巩固，但巴列维把这些做成了“自上而下”的强加命令，没给底层参与权，也没解决财富分配。 更致命的是，他把这套国族建构绑在美国战车上——伊朗民族主义本应反西方（1906年立宪革命就是反英俄），巴列维却靠CIA政变上台、靠美援维持军队，让民族主义叙事自相矛盾。 后期王朝的腐败、贫富分化，以及对宗教阶层的打压，最终成为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结果国族认同的“壳”有了，但里面填的是压迫与依附，1979年革命一爆发，群众用“伊斯兰+反帝”填了进去，巴列维版本就被淘汰。 说到底，巴列维家族的国族运动，是一场成功的 “国家建构实验”，但也是一场失败的 “社会整合实验”—— 它把伊朗从 “部族集合体” 变成了 “民族国家”，却没能解决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最终被推翻也是历史的必然。 巴列维的国族运动是“必要的恶”——没有他，伊朗可能像同时期的叙利亚或黎巴嫩那样永远碎片化；但他的方法（威权+亲美）又让这套认同无法长久。 今天伊朗人仍会为自己是“波斯后裔”自豪，但同时也会喊“打倒美帝”，这就是巴列维留下的精神分裂式遗产。 功是功，过是过，两者不能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