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湖广有个叫朱方旦的人，妻子早逝后一心修道。一次他在旧货铺淘到一尊铜佛，佛像穿着像宫里太监的衣裳，朱方旦对它十分虔诚，日日祭拜了整整三年。 这尊铜佛仅巴掌大小，衣纹虽被岁月磨平，但仍能看出当年精致。 而且最奇特的是它穿着一身太监特有的圆领窄袖衣袍，这与寻常佛像大相径庭。 朱方旦对邻里笑道：“此佛与我有缘。” 而邻里们却在背后窃窃私语，都认为他是丧妻后心神失常。 这三年间，朱方旦生活清心寡欲，平日不是闭门打坐就是上山采药。 而他守着这尊来路不明的铜佛，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就这样一直到第三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事情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那夜朱方旦焚香后静坐佛龛前，恍惚间见铜佛泛起金光，耳边传来细碎低语，如同有人在讲述宫中旧事。 吓得他惊起查看，铜佛还是那个铜佛依旧静立，啥动静也没有。 可自那夜后，朱方旦发现自己似乎开了窍。 邻里丢了牲畜，他掐指一算就能指明方向。 有妇人难产，他画道符水送去，竟也能母子平安。 后来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纷纷前来，有的求卜问卦，有的求医问药。 朱方旦起初凭着本心相助，但看着众人对自己恭敬跪拜，他内心的清净渐渐被虚荣取代。 之后他自称“二眉道人”，广收门徒，将铜佛奉为镇派之宝。 信徒们送钱送粮，帮修道观，朱方旦在湖广声名鹊起，连地方官员也对他礼遇有加。 随着声望日隆，朱方旦开始著书立说。 他提出“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的大胆观点，主张思维中枢在脑不在心，要知道这与当时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背道而驰。 朱方旦的声望引起了官场注意。湖广巡抚董国兴认为他“妖言惑众”，将其押送北京。 不料此事反而成为朱方旦人生的转折点。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天下震动。 清廷派顺承郡王勒尔锦讨逆，勒尔锦对朱方旦的预知能力深信不疑，常向他问卜战机。 甚至赠其“圣人里”、“圣人堂”匾额。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裕亲王福全的妃子难产时，朱方旦竟通过“意念发功”助其顺利生产。 此事轰动京城，连康熙帝也对他产生兴趣，命他住在内城，待如上宾。 然而盛极必衰。翰林院编修王鸿绪参奏朱方旦“诡立邪说，煽惑愚民”，康熙帝开始对这位“异人”产生疑虑。 当初朱方旦声名最盛时，湖广巡抚张朝珍赠他“圣教帝师”匾额。 但这恰恰触动了清廷最敏感的神经，因为皇权绝不容忍民间“帝师”的存在。 康熙帝深知民间异人对统治的威胁。 清初天下未稳，一个能影响官员甚至将领的“异人”无疑是巨大隐患。 而随着朱方旦门徒日增，康熙的猜忌也日益加深。 朱方旦却未察觉危机临近。他继续游历湖广江浙，沿途信徒簇拥。 他还刊刻《中补说》与《中质秘书》，公然挑战程朱理学正统地位。这些举动彻底激怒了朝中大臣。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王鸿绪再次参奏，列数朱方旦“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 而这一次，康熙帝不再姑息。 就在康熙二十一年，朱方旦被捕下狱。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眉道人”，如今成了阶下囚。 在狱中，朱方旦或许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帝王权术中的一颗棋子。 天下太平时，他这种“异人”是稳定民心的工具。 可一旦势力坐大，便成了必须清除的隐患。 二月十六日，朝廷议复：“朱方旦应立斩。” 弟子顾齐弘、陆光旭、翟凤彩等人也被判斩监候。 康熙帝准奏，朱方旦被处斩刑，其著作尽行销毁。 可笑的是，那尊引发一切的太监铜佛，最终也难逃被弃的命运。 直到后来才有人道出真相：那不过是前朝一个失势太监的塑像。 而朱方旦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封建时代异端思想共同命运的缩影。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任何挑战正统的言行都会遭到无情镇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方旦提出的“思维中枢在脑不在心”的观点，比西方科学早了两个多世纪。 那么如果他生在另一个时代，或许会成为受人敬仰的科学家。 但在清初的社会环境下，他只能沦为皇权与理学博弈的牺牲品。 更可悲的是，朱方旦至死都不知道，他虔诚祭拜三年的铜佛，不过是个普通太监的塑像。他一生追求的“道”，最终败给了人性的欲望和时代的局限。 朱方旦不在拜错了佛，而在败给了自己的欲望。 他以为铜佛能渡他，却不知真正能渡人的只有自己。 而一旦被名利裹挟，再坚定的初心也会面目全非，终致身败名裂。 可在封建时代的长夜里，因虚妄执念而迷失者，又何止他一人？ 主要信源：（《清史稿》《清稗类钞》《康熙朝实录》《湖广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