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年2月10日，河北安国县的天很冷，那天清晨，院子里的门被敲得咚咚响，刘铁骑蜷缩在炕头，听见母亲低声喊他起身，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慌张。 他才6岁，弟弟刘铁甲4岁，最小的刘铁兵还在襁褓里，谁也没想到，父亲刘青山——曾经的天津地委书记，已经被处决，成了新中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人。 父亲出事的风声其实早有传开，村口的闲人们低头议论，话里话外都是“贪污”、“判了死刑”，可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死刑”是什么？刘铁骑是懵的。 直到家里突然围满了人，他才知道，这一次是真的天塌了，母亲范勇哭着收拾东西，弟弟不懂事，拉着刘铁骑的手，问：“哥，咱爹去哪了？”他没敢回答，心里却莫名其妙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难受。 那天晚上，刘铁骑第一次觉得自己变了，家里的气氛一下子沉闷下来，炕头上的被褥还带着父亲的余温，但再也没人敢提起“刘青山”这三个字。 母亲抱着最小的弟弟，脸上写满了迷茫，刘铁骑看着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哭闹了，他偷偷咬着嘴唇，告诉自己：“以后得学会照顾弟弟。” 1952年以后，刘家彻底变了，母亲带着仨孩子回到老家安国县，叔叔刘恒山拉扯着他们过日子，村里有不少人背后指指点点，说“刘家的孽种”，也有人同情地送来鸡蛋和旧棉衣。 国家没有把他们忘了，县里每个月给刘铁骑和弟弟们发生活费，最开始每人15元，后来学杂费涨了，刘铁骑的补助也涨到20元，这笔钱不是多到能挥霍，但至少让他们没饿着。 可外面的人看他们的眼光，从来没变过。每次去学校，刘铁骑都能听见同学们在背后咬耳朵：“那是刘青山的儿子。” 有时候老师在讲台上点名，他明明坐得笔直，却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体育课时，男同学踢足球，没人愿意把球传给他。 一次放学路上，有个小孩看着他说：“你爸贪污，咱家可不敢跟你家来往。”刘铁骑当时愣住了，回家以后，默默地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母亲后来改嫁，三兄弟跟着叔叔长大，刘铁骑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他知道，弟弟们都看着他，他不能垮，每年开学前，刘铁骑都要把补助的钱分成三份，先给两个弟弟买好本子和铅笔，自己用剩下那点钱，买最便宜的练习本。 冬天的棉袄穿了三年，袖口磨破了，补丁摞着补丁，可他一句怨言都没说过。 1965年，刘铁骑参加高考，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心里想着如果能考上大学，弟弟们的生活或许能好一点。 报志愿时，他本来想选清华，可后来还是报了北京石油学院，填表那天，招生老师看着“父亲刘青山，1952年被政府处决”那一栏，脸色变了又变。 学校党委专门开了会，讨论要不要录取他，有人说，这孩子成绩太好了，不能因为父亲的事就否定他，也有人犹豫，最后，刘铁骑还是被通知录取，他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悄悄把通知书藏进了枕头底下。 大学四年，刘铁骑最怕的就是新同学问他家里情况，每次自我介绍，他都简单带过，有人追问，他就笑着说：“家里早没了什么人，都是靠自己。” 有几次，宿舍里半夜有人偷偷议论：“听说铁骑他爸是……”他装作没听见，转身拉上被子，心里其实早已习惯。 1970年毕业，刘铁骑被分配到辽宁抚顺石油厂，刚进厂那会儿，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分到了最苦的“出炉灰”岗位，满身都是煤灰，手上常年有裂口。 有人问：“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肯干这些？”他只说：“能干就干，日子总得过。”厂里几个老工人开始还看他不起，后来见他从不偷懒，才慢慢愿意搭把手。 生活总要继续，1972年，他和刘继先结婚，刘继先是他的同乡，也是中学同学，婚事一度被女方家里反对，理由很简单：“刘家的儿子，谁敢要？” 可刘继先坚持，觉得铁骑人实在，从不占别人便宜，最后，岳父也被铁骑的实诚和能干打动，勉强点头同意。 他点点头，没敢抬头看岳父的眼睛，只把手握得紧紧的，婚后，刘铁骑调到了河北廊坊，在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工作，妻子后来在管道局医院做医生，两人都很低调，几乎没人敢在公开场合多谈自己家里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铁骑也老了，孩子们慢慢长大，家里总算有了点安稳的气息，退休以后，他在廊坊一家企业干了几年副总经理，后来彻底回归平淡生活。 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日子过得比他更苦一些，一个在煤矿下井，一个在石油厂做工人，兄弟仨聚在一块儿喝酒，谁都不提过去。 刘铁骑用自己的工资帮过弟弟，给他们找了稳定工作，但也总提醒他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要靠自己的手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