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去延安开会时，让叶挺全权负责新四军事务。期间发生了叶道志出走事件，叶挺的处理

项英去延安开会时，让叶挺全权负责新四军事务。期间发生了叶道志出走事件，叶挺的处理引起了争议。 1938年夏，项英离开云岭军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作为新四军军长留在皖南主持军务。叶道志原是红四方面军老红军，长征后到延安学习，1938年初南下加入新四军，先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后调任军部特务营营长。他和陈康、徐长胜三人对新四军职务安排、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适应，私下决定携带武器北上返回延安或八路军系统。三人留下纸条说明只是想回北方部队，并非投敌，便离开驻地。 叶挺得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严重违纪行为，下令派侦察科长李志高等人带队追捕。追兵在景德镇附近山区找到三人踪迹，徐长胜在交火中被击毙，陈康设法脱离队伍，最终抵达北方部队，叶道志被捕押回云岭。叶挺主持审讯，将三人行为定性为叛逃，没有上报中共中央或等待项英返回，而是直接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发电请示处理意见。第三战区回复同意按叛逃罪处置。叶挺决定执行枪决，叶道志于8月底被处决。 项英从延安返回后了解详情，对叶挺绕过党内程序、直接向国民党第三战区请示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三人只是违纪和思想波动，不是叛逃，定性过重，处理草率。这件事加深了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叶挺是非党身份担任军长，项英作为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掌握党内实际领导权，两人领导风格和处理问题方式本来就有差异，这次事件让项英对叶挺主持军务产生顾虑。他收回部分军事指挥权，加强对部队的统一管理，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叶挺随后多次提出辞职，1938年秋一度出走广东，党中央和周恩来多次调解，才让他返回新四军。 这件事反映出新四军组建初期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复杂关系。新四军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序列，叶挺作为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在处理军内违纪时向第三战区请示符合国民党军队程序，但新四军实际由中共领导，这种双重身份导致指挥链条不顺畅。叶道志三人行为确实违反组织纪律，但定性叛逃并枪决老红军干部，在党内引起争议。陈康返回北方后继续工作，1955年授中将军衔。叶道志事件到1983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平反，认定为历史错案，恢复名誉。 叶挺与项英矛盾在高敬亭事件处理后进一步加剧。高敬亭被处决后，叶挺继续负责军事，但与项英在发展方向、统一战线执行上分歧明显。1940年国民党发出“皓电”要求新四军北移，项英犹豫，叶挺主张尽快行动。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途中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发生皖南事变。叶挺指挥部队抵抗七昼夜，后下山与国民党108师谈判被扣押，关押五年多。1946年3月获释，次日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入党获准。4月8日乘飞机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 项英在事变中一度离队，后返回部队。突围后与周子昆等人在赤坑山藏身，1941年3月14日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整个过程显示出抗日时期国共合作中军事领导的复杂性，叶挺作为党外人士的特殊地位、项英的党内领导角色，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制约，都影响了新四军内部运作。叶道志事件虽是小事，却成为两人关系恶化的一个节点，直接影响后续决策和部队管理。